导火线

　　“其实我的企业2009年就该被淘汰，是国家的4万亿又让它多活了几年。银行贷来的钱，我没把它用在实业上，而是投到了江苏小城市的房地产项目”

　　随着一大批中坚企业在担保链上出险，风险正在以更快的速度向更健康的企业传导。很多人认为2013年下半年温州的情况会更糟。

　　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场温州危机？

　　2008年金融危机，对于中国的企业来说，是一道分水岭。政府4万亿相关刺激政策出台之后，表面上看温州的危机过去了，实际上却是饮鸩止渴。

　　2009年，温州地区的商业银行贷款营销成了风景线。过去都是企业找银行贷款，这次，是银行找上门、求着企业贷款。当时奉行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在现实中变成了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不需要贷款的企业或者根本没有贷款资格的企业，都可以获得贷款。银行为了扩大放贷规模，企业之间互相担保贷款方式开始盛行。

　　过剩的资金像鸦片一样被企业吸食着。

　　乐清的阮姓企业家对本刊说，2009年之前，他公司的利润已经还不上银行1亿贷款的利息。但是政府扶持实业的政策下来后，他不但又贷款1亿元，还把两年的利息都贷了出来。“其实我的企业2009年就该被淘汰，是4万亿又让它多活了几年。”他贷来的钱并没有用在企业上，而是投到了江苏小城市的房地产项目。实业不赚钱但可以成为做投机生意的融资平台，“2009年整个乐清的实业就是一个大的融资平台。”在三四线房地产大量过剩的情况下，江苏小县城的房子根本卖不动。现在回想起来，阮认为2009年，企业破产是个更好的选择。

　　银行的输血，只是拖延了温州危机爆发的时间。大量的钱进入房地产等投机性比较高的领域甚至是高利贷领域。“可以说4万亿，产生的泛滥的钱，是温州危机的诱因。”黄发静说。

　　温州金融办的数据显示，2011年温州GDP和贷款余额的比为1:1.9，远远大于正常的1:1.3。2011年，温州银行的不良率只有0.37%，全国最低；2012年6月就到了2.69%，全国最高；2013年3月更是攀升到4.01%。

　　提起银行，记者采访的温州人大部分都是满腔怒火，“骗”字是他们形容银行的常用词语。温州银行和企业之间，存在一种畸形、纠结的关系，而且由来已久。

　　“银行的利息是7厘，我们拿到手的成本没有低于一分。”上述阮姓企业家说。他的这个说法，记者在其它企业也得到印证。2011年之前，每逢3、6、9、12月月底，银行的季度考核指标下来，企业要帮助银行拉存款。不帮忙拉存款，下次批贷款就会出问题。“我们其实都是去买高利贷给银行，”他说，每逢这时就有大量的山西煤老板到温州，借钱给温州人。“一般1000万3天的利息就是4.5万，2000万、3000万呢？”他说，企业小还不存在这个问题，企业越大、贷款越多，要拉的存款越多，贷款的成本就越累越高。此外，企业要在银行贷款2000万，常常需要1000万的存款放在银行，美其名曰存款抵押，实际上也是变相帮银行拉存款。

　　而银行与高利贷勾结，在温州也是公开的秘密。“很多企业借高利贷，是银行推荐的。”永强一位行业协会的秘书长说，银行知道谁需要钱。贷款到期、新贷款下来之前，企业需要短期周转资金，“有的时候只需要用3天，但是银行那边给你拖5天、10天。”2011年民间借贷崩盘之前，银行的猛烈抽贷加剧了危机的爆发。“他们都是骗你先还钱，本来承诺要再贷的，还了就不贷了。”

　　另一方面，优秀企业的发展并不会过度依赖银行。据统计，温州企业的利润率普遍在5%到10%，这根本不够付银行1分（年息12%）的利息。但越是经营不好，越需要钱，对银行的依赖就越深。

　　2010年下半年开始，央行连续27次上调准备金率。房地产调控层层加码，限购政策出台。银行开始收紧贷款，温州的债务问题出现苗头，零星有人跑路。2011年初，温州市委市政府出台的23号文件，成为企业债务危机爆发的导火线。

　　这个文件中有一个条款，通俗地讲就是取消了工业用地的市场化，不能自由买卖。这直接导致企业厂房价值缩水，在银行的抵押贷款额度也减少。所有企业的资产都缩水了，危机瞬间爆发。不幸的事情不止是23号文件，当时政府规定，所有续贷的企业必须到政府盖一个章，证明企业没有违章才能续贷。“很多企业多少有点违章的，而且就算没有违章，你这个章盖来盖去也要时间。”黄发静说，银行本来承诺一个星期放款，很多企业8分、1毛的利息也敢借，结果一个星期没有下来，半个月也没有下来，拖上两三个月就麻木了。“这就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