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惧

　　“什么时候是个底我们不知道，这个才是最心慌的”

　　“天崩地裂，血流成河。”

　　回忆起这两年的经历，曾经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私人钱庄的方培林心有余悸。“温州这些玩钱的人，10个里面能有1个跑出来就不错了。”在温州有一种说法，“老高（放高利贷的）80%破产”。在温州高利贷重灾区龙湾永强，一些富裕的村庄把全村的钱都交给二三个人去放高利贷，现在这些财富化为乌有，几乎回到了20年前。

　　2010年5月，温州的民间借贷利率高达6分（年利率72%）时，方培林已高度戒备，“6分利是崩盘的前兆。”3年前温州发生的事情，现在正在其它地方上演。2013年，他在贵阳、成都等地做讲座时，发现这些地方民间借贷的利率也到了6分。“我跟他们一再强调防范风险，也许就是一天，也许就是一个小时，（对高利贷者）就是天堂和地狱的差别。”

　　与高利贷相关的担保行业，几乎全军覆没。2013年7月，温州最大的担保公司——中投担保破产的消息在圈内流传，公司董事长郭炳超是在任的担保协会会长。在此之前，温州担保行业协会10个副会长中已有6个被捕，他们都涉嫌高利贷与非法集资。原本有几百家企业的担保协会，至2012年只剩下40家会员企业。“今年可能还要死掉六七家，现在有业务的公司很少。”协会的一位秘书长说。

　　在温州还有另外一个说法，“炒房团”也几乎全军覆没。房价如果没有涨，对炒房团而言就是亏，因为很多人是借钱在炒房，而利息是每月都要付的。“越是曾经炒房赚得多的人，就越敢放大杠杆，死得就越快。”一位温州的开发商说。

　　债务不堪重负之后，抛售房产、快速回笼资金是首选。但一旦集中抛售出现，价格又会下跌。2011年秋季，温州房价开始暴跌。最具标志性的绿城[简介 最新动态]广场，从9.5万元/平方米跌回到了开盘价4.5万元。机场大道上的富人区香缇半岛、中梁府等项目从每平方米六七万元跌到了3万元左右。除了这些明星楼盘外，普通的楼盘价格也下跌了30%左右。

　　2012年到2013年上半年，在刚需的支撑下，温州的楼市似乎是稳住了。“很多人认为是触底了，但是现在感觉又要往下走。”上述开发商说，所有的人都想尽快回笼资金，以量换价在所难免。与此同时，房子的供应还在增加。据一位接近温州市法院的人士透露，2013年7月，温州法院进入司法处置程序的房产已经有1.8万套，按每套平均100平米算就是180万平米，这已经是温州2到3年的新房供应量。这些注定要低价处置的房产，对温州的房价会产生可怕的影响。“什么时候是个底不知道，这个是最心慌的。”

　　而房价一旦下跌，就意味着银行抵押贷款的额度会下降。每次房价下跌对那些资金链紧张的企业来说都是一场劫难。

　　然而，心里最没有底的还是像精益电气董事长陈冬青这样被担保贷款链条困住的人。

　　精益集团曾是温州的十大电气企业之一，中国民营企业500强。2011年以来，精益的3家互保企业相继跑路或倒闭，它先是为互保企业代偿了3200万贷款，然后又被两家银行以各种理由推脱了原本承诺的1990万元贷款。

　　精益电气还面临一种更可怕的情况——“比如说我们现在贷款是1.7亿，明年就是2亿，后年就2.5亿。这里面一个是利息，还有就是互保的那些企业，如果慢慢都出问题，那就越来越大了。”每一家担保企业的背后都有层层的担保圈。他甚至呼吁政府要尽快拿出一个有力度的方案，把互保链上的资可抵债的企业和资不抵债的企业分开，让资可抵债的这些企业先走出来。“如果现在能分开，我背1.7亿的债就是1.7亿，债务是确定的，那就还有希望。”

　　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互保式担保贷款在江浙一带大行其道，企业在放大杠杆的同时，也将好企业和坏企业捆在了一起。复杂的互保链呈环状结构，第一圈5个企业，第二圈10个，一圈一圈下来会有几十家企业绑在一起，而其中的任何一个企业出问题，最终会让所有的企业受到牵连。据说乐清的15个互保链浮不是独立的而是连在一起的。

　　在多位受访者看来，温州市政府在处理担保链的问题上没有思路，行动不坚决。8月5日，在政府相关部门牵头开的协调会上，陈冬青和某银行行长发生了激烈争执，但和往常一样，没有任何结果。两年中，这样的协调会已经开了无数次。

　　“这么多精力浪费这上面，太不理智了。”陈冬青说，很多企业家在一起聊天都觉得没有什么希望。担保链重灾区乐清，就像一锅温度越来越高的水，里面挤满了青蛙。也有不少人趁着混乱转移资产，把抽空的企业和累累负债转嫁给互保企业。回想起为互保企业代偿的3200万，陈冬青有悔意，“所谓的诚信就是犯傻，所谓的有担当就是要屈死。”

　　如果没有代偿，银行也许不会对精益抽贷。但银行也有抽贷的理由，替互保企业代偿之后，精益电气的资产状况进一步恶化了。一些银行甚至劝精益的互保企业退出对它的担保，这样精益如果就此倒下，银行的风险可控制在最小范围。“这是我感到最痛苦的地方，为什么讲诚信的人要更惨？”为了给企业腾挪资金，公司向股东一共借了1600多万，包括陈冬青自己的700多万。除此之外，精益还借了民间资金，这两年的利息高达上千万。他很不甘心的是，精益没有搞房地产投机也落得这样的下场。

　　陈冬青一心想把企业从互保泥潭中拔出来，但也有不少人希望企业赶紧破产。

　　破产在温州曾是个很忌讳的词，尽管2012年以来它是很多人的希望所在。乐清一位阮姓企业家的公司负债2亿，为别人担保了3亿。“欠1000万肯定是要还的，3000万要看看左右互保的企业，要是上亿肯定就不还了。”这种说法在乐清很流行。他希望尽快破产，因为5亿怎么也还不起，破产之后还能重新开始。但他也有顾虑，在温州已破产的公司案例中，有不少人被判刑，因为企业的债务中常常有十分复杂的民间借贷关系，债权人超过25人通常会按非法集资处理。今年3、4月份曾经有100多家企业去抢破产的名额，当时正好有几个人被判了刑，于是许多人又开始找关系退出破产程序。

　　“不破产吧，债务这么大；破产吧，监狱滋味不好受；做企业吧，社会责任大，但是挑起来又太重。”很多人就在破产的门槛上跳上去又下来。在发稿之前，这位阮姓企业家的手机已处于呼叫转移状态。

　　政府官员的心里也没有底。温州市经信委的一位处长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他们并不太了解企业的真实情况，拿到手的调查问卷也不太敢信，“因为企业也不相信我们”。对于温州的经济形势，他也很惶惑。“开始（民间）预测2012年中温州触底，接着说年底，再接着说2013年中，但现在还没见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