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80后群体之间存在着“很大隔膜”，甚至“比想象中还相互缺乏了解”

　　杨庆祥再次来到东莞是在2014年。他跟几个不同身份的80后进行了对话，其中有普通工人，工厂里的“储备干部”，国企员工，还有企业老板。

　　杨庆祥记得，他在东莞问一个1982年出生的农民工“有没有考虑过回到农村生活”，对方用一种“怎么可能”的眼神看着他，然后狡黠地回答：“除非我家那里也像东莞这么发达。”

　　在杨庆祥眼里，那是个典型的农民工，对土地没有任何实质概念，几乎一个月就要换一次工作，也没有任何积蓄，偶尔在月底还要向朋友借钱。对方还充满自信地告诉杨庆祥：不要担心储蓄养老的事情，我坚信在我老的时候，所有人都能享受到养老保险。

　　这样的热情和自信让杨庆祥感到意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感染”了他。同时，他也意识到，不同80后群体之间存在着“很大隔膜”，甚至“比想象中还缺乏相互了解”。

　　作为来自另一个80后群体的“闯入者”，杨庆祥容易觉察到陌生环境里一些不寻常的地方——尽管真正置身其中的人对此早已习以为常。

　　在一个陶瓷加工厂，杨庆祥看到很多工人在巨大的噪音和灰尘中劳作却没有任何防护措施，当他问为什么没有相关劳动保护时，那些工人几乎以一种“鄙夷”的眼神看着他。

　　“也许在他们看来，这并不构成一个问题。构成问题的是，一个月能挣多少钱，这些钱又代表着多少商品和购买力。”杨庆祥说。

　　杨庆祥原本是带着疑问来到东莞的，他想了解80后农民工，跟上一代人相比，“会有哪些新的意识、想法、生活方式”，以及“是否有可能打破城乡二元结构”。

　　在杨庆祥的观察中，他们大部分还停留在“生存的基本层面”，几乎没有任何现代主体意识和“抵抗意识”。在这个代表“小资”群体的80后看来，“这也是80后这代人的失败”。

　　2013年夏天，当对东莞农民工的记忆已经有些淡去的时候，杨庆祥从母亲那里得知一个消息，一个他儿时玩伴的年轻妻子去世。她生于1985年，在上海一家成衣厂打工，“或许是加班操劳过度，突发脑溢血，草草抢救无效后死亡”。

　　母亲在电话里连连叹息，说最可怜的是两个孩子，一个6岁快上学了，一个还在地上爬。

　　“这大概是个最普通的故事”，杨庆祥听说，即使这个女子的家人亲戚，也没有多少怨言怨语，不过跟自己母亲一样，更多地将之归于“命数”。

　　你可以和他们成为朋友，但你没有办法与他们进行严肃认真的交流

　　因为意识到个人的“挫败”，杨庆祥试图走出困境，他觉得“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去寻找历史”，把个人从“失败”中拯救出来。

　　这位文学研究者解释这种“拯救”，是深具文史传统的国度所惯常的行为方式。比如李白在《将进酒》中就有言：“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自古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

　　因为意识到了自我的失败，所以才把希望寄托在历史之中，通过“留其名”把自我从当下的失败中解救出来，所以李白才有“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失败者的勇气和胆识。

　　他尝试追问，对于今天的80后来说，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是否找得到这种安置失败的历史位置和历史意识呢？

　　杨庆祥梳理了自己的成长阶段。他出生时正好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之时，用父亲的话来说就是：从那一年开始吃饱饭没有问题了，所以他对饥饿是没有记忆的。

　　等到他上初中二年级，市场经济的大幕已经拉开，但是对于面临巨大升学压力的中学生而言，除了发现每个学期会有几个同学辍学之外(大多是去南方打工)，也没体验到这一历史对于自身产生的影响。

　　2003年SARS事件暴发后，他跟同学们“被圈在大学校园里面唱歌跳舞”，除了不能出校门之外，“没有感觉到什么不同”。

　　再后来是2008年的汶川地震，众多的80后涌入汶川，争当志愿者，这成为一个“大事件”被媒体广泛关注，并以此判定80后责任意识的确立。但杨庆祥反思自己和一些同龄人当时的反应，觉得“其中的情况并非如此简单”。

　　汶川地震发生的当天，他立即打电话约朋友一起报名做志愿活动，但当时的第一想法并不是要去做一个尽职尽责的“志愿者”，而是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自己应该成为这个事件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或者说必须找到一种在历史之内的感觉和体验”。

　　杨庆祥随后为自己的这种想法“惭愧万分”，自责“与数十万葬送的生命相比，站在历史现场的想法太过于自私自利”。

　　他放弃了做志愿者的诉求，但这件事刺激了他的思考，“为什么我们会把一场大灾难变成一个历史嘉年华和无与伦比的大戏”？

　　他的结论是，“也许这恰好证明了历史在我们身上的缺失”。在许多80后的成长中，历史是历史，生活是生活，只有在很少的时候，历史和生活才发生了对接的可能，比如大地震。正因为这种机会是如此之少，才有那么狂热的历史参与症状。“从这个意义上说，80后是历史存在感缺失的一代”。

　　而这种“历史缺失感”在这代人身上的典型表征，“就是以一种近乎‘油滑’的态度面对生活和他者”。

　　在他看来，“油滑”态度影响下，他的同龄人，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中，“日常言行的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可以无视一个事情的性质和范畴，而用一种局外人的身份和语气，来对其进行嘲讽和戏谑”。

　　这令他感到担忧， “今天的80后年轻人非常善于模仿生活，但是，却不会自己构建一个真正有效的生活。你可以和他们成为朋友，但你没有办法与他们进行严肃认真的交流”。

　　以为我们可以走出一条新路，可以构建一个新的生活方式，或者仅仅只是新的自我表达方式，但这些也全部失败了

　　《80后，怎么办？》从一篇文章扩充为整本书是在2015年春天。差不多同时，杨庆祥卖掉了自己在北京南四环外买的房子，重新选择了租房生活。

　　杨庆祥当年“义无反顾”地买房是为了摆脱居无定所的痛苦，但受限于经济能力，只能买在远离北京市区的地方，而稳定的代价是要在交通上损耗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有一次，有位老教师听说杨庆祥从家到学校路上要花一两个小时，以一种很惋惜的口气说：“这么长时间可以读多少书，做多少研究，干多少有意义的事情啊！”

　　来自老教师那种隔着“代际”的不解和惋惜，让杨庆祥意识到80后这代人的某种现实宿命，“我们在生存基本层面上消耗太多，以至于留给精神层面的时间和精力受限”。

　　将近4年过去了，35岁的杨庆祥已经从“居无定所”的个体“失败感”里抽离出来了。随着他更深入的思考和观察，他直言80后的“失败”，“不是说此时此刻买不起房子，或者此时此刻找不到工作”。

　　不久前，在一次主题为《80后，怎么办？——一代人的困境与出路》的读书会上，杨庆祥对这种“失败”有了更深刻的解释：“父辈和我们自身都曾以为80后这一代可以走出一条新路，可以构建一个新的生活方式，至少在最低的层次上，可以构建一种新的表达自我的方式，新的价值观，或者新的审美，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这位青年批评家声称，“站在2015年这个节点来看，这些全部失败了”。仅从他熟悉文学领域来看，“80后近年来没有提供有分量的作品”。

　　嘉宾阎连科的声音更加直接和犀利，他直言，“今天说80后以自我为中心，更多是停留在物质上的，比如说房子、车子，我想要、我想买，父亲母亲帮着我买，整个周围的人要为他奋斗。但是，在这一代人身上，几乎找不到他们在精神上以自我为中心”。

　　他甚至用“懦弱”来形容80后这代人，“相对50后和60后，80后是相当懦弱的一代人，懦弱到我们今天面对社会现实的时候，再也找不到一种80后的声音来了”。

　　当这位50后一下子抛出“懦弱”的说法时，现场依然是平静的。当天，读书会现场座位被占满了，来的年轻人大多是80后。

　　不免会有同代人问杨庆祥，面对“你所谓的失败”，80后到底该怎么办？作为写书发问的作者，杨庆祥没有给出具体的路径。

　　他在书中这样写道：“从小资产阶级的白日梦中醒来，超越异己的失败感，重新回到历史的现场，不仅仅是讲述和写作，同时也要把讲述和写作转化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实践。”

　　当有人追问他如何更通俗地理解这段话时，他回答：“简单地说，去实践吧，去感悟吧，一定不要停止独立思考。”

　　(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