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经常能听到身边的同龄人讲租房时遇到的各种遭遇。租房，是在异地工作、没有住房的年轻人，几乎都会面临的生存问题，也往往是他们刚踏入社会就要上的一堂必修课。

　　朋友李陀有一次跑到杨庆祥曾租住过的隔断间，当这个出生于1930年代的作家听说对面隔间住的是一对年轻夫妇时，突然很认真地问了一个问题：“那他们做爱怎么办？岂不是都被你们听到了？”那时，杨庆祥才意识这个问题，也突然“奇怪”地发现自己“很多次听到那对夫妻为了各种生活琐事吵架的声音，却一次也没听到过他们做爱发出的声音”。

　　“在一个如此简陋的出租房里，或许他们已经没有了做爱的欲望吧。”杨庆祥感叹道，“也许他们只能让声音小一点，更小一点，或者干脆放弃。”

　　他知道，“在北京有很多人的居住条件比我更简陋”。他和李陀一起去看人民大学附近的地下出租房，那些本可能是用于停车或者储物的空间，被建成一个个小鸽子笼一样的房间，潮湿阴冷，空气不流通，安全设备简陋。

　　在地下室，一个80后女生跟两名作家说：“你们是来租房的吗？如果条件允许，我建议你们不要住在这儿，住久了会生病的。” 令杨庆祥意外的是，女生说那句话时面带笑容，“丝毫没有抱怨之意”。

　　作为一个有思考意识的学者，面对自己以及部分同代人居无定所的窘境和“屈辱感”，杨庆祥产生了很多疑问：“我们出了什么问题？是我自己不努力？个人奋斗不够？”

　　这位试图用知识来改变命运的80后不得不承认：“我充满了沮丧感甚至失败感。”

　　他眼中的现实是，“也许这一失败首先是个人的，在一个财富如此快速增长的社会里面，我们买不起甚至租不起房子，不能回报家庭和社会”。

　　我们为自己摆脱了原来出身的阶层而感到幸运，但从那时开始，我们仿佛变成了一个悬浮的群体，找不到自己的身份归属。

　　那年寒假，杨庆祥在家里做了两件事，一是继续跟中介打电话租房子，二是把自己的“失败感”写成文章。

　　他袒露了一个80后体会到的社会痛感：

　　“比起我们的父辈，我们的成长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我们享受了父辈难以企及的物质丰富与个人自由，但我们也遭遇了我们的父辈完全陌生的痛苦，那就是飞涨的房价与贫瘠的收入之间的落差。

　　“那些至今还蜗居在北、上、广等大都市的一代年轻人，见证了在巨大的成功中所暗藏的痛苦，也许这是成功所伴随的部分代价。”

　　杨庆祥在北京上学和奋斗的十年，恰好赶上房价快速攀升的年份。他亲眼见证了那个“财富”疯狂增值、转移的过程：“2004年我到人民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时候，周边的房价在每平方米4000元左右，但5年后的2009年，已经疯涨到了每平方米30000元，稍微好一点的小区已经在每平方米45000元左右。2010年被称为房产市场最严格的‘调控年’，但从10月份开始，房价却逆市反弹，我所在的小南庄一带，1980年代的二手房从10月份的每平方米30000元，涨到了12月份的33000元。”

　　“也就是说，如果你在10月份买下一套100平方米的旧房子，在两个月后转手就可以赚到30万。30万意味着什么？”他反问。

　　作为一个年轻的文学精英，杨庆祥有种“梦醒了”的感觉。他越来越意识到，“我们这代人正生活在巨大的‘幻想’之中”。

　　在此之前，他以为有一种可能展示在80后这代人面前，那就是“通过接受高等教育，在社会上谋得一份有保障的职业，来完成身份的另外一种转化”。在他看来，这种“身份转化”，对绝大部分80后来说，是从他们原生家庭的阶层——工人或者农民，转变为“城市小资”，也就是去追逐所谓的“小资梦”：独立、自由和有尊严的生活。

　　义务教育和高校扩招似乎提供了这种希望，杨庆祥的个人奋斗，正是沿着那条轨迹行进的。他自我总结道，“1999年‘受惠于’高等教育的扩招进入一所本科大学学习，2004年又‘受惠于’研究生的扩招而获得研究生的学习资格”。

　　“至少在1999年我进入大学的时候，我与我周围那些朴素的同学一样松了口气，我们为自己摆脱了原来出身的阶层而感到幸运。”他说。

　　不过，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逐渐意识到，“80后进入了一个最尴尬的历史境地——从那时开始，我们仿佛变成了一个悬浮的群体，找不到自己的身份归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