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当代文学研究者，从大量文学作品中找到映照现实的“隐喻”。他在作家方方写的小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中看到了这样一个80后形象：出身贫寒的青年涂自强，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大学，他以及他身边的所有人都以为这是一次命运的突变，觉得自己从此会走上一条“新路”，会成为一个“成功者”。

　　但小说家为“涂自强”安排了另一种结局。“实际上从一开始，他就生活在一个相对固化和定型的社会秩序中”，结果失败变得不可避免——没有爱情，没有稳定工作和收入，缺乏基本的生活和医疗保障，最终因身患绝症而终结了自己短暂的一生。

　　小说的情节是极端的，生活在现实里的杨庆祥从中获得的共鸣是，“像涂自强这样没有先在资本的人的失败似乎是注定的”。

　　“跟80后这代人成长步伐几乎同步的是，财富和资源日益集中，阶层也开始固化。”杨庆祥认为，“这正是这代人面临的历史困境”。

　　很少能够听到这一代人自身的告白

　　文章写完后，杨庆祥没想着要发表，因为有些担心。“别人很容易质疑我，你是博士，又在人民大学教书，至于惨到这个程度吗？”他说。

　　从事文学研究的杨庆祥自感，作为一个习惯思考的人，自己可能比别人“更敏感”。他一直记得在地下室见到的那位笑容满面、语气里没有抱怨的女生，“她可能觉得住在地下室没什么问题。这样问题就来了，她觉得那是理所应当的，但我觉得并不应该是这样”。

　　2013年暑假，杨庆祥跟几个编辑聊天，曾经做过三联书店总编辑的董秀玉问起“80后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想法”，他提到自己写了一篇文章叫《80后，怎么办？》。

　　董秀玉看完之后觉得“挺有意思的”，因此有了“可不可以做个讨论”的想法。

　　杨庆祥的这篇文章最先发表在《天涯》杂志上，题目被改成了更“励志”的《希望我们有路可走》。合在一起发表的，还有另外两篇80后讲述成长过程和精神履历的文章。杂志的《编者按》里写道：“将他们编辑到一起，并非出自认同他们对自身经验的解读与判断，而是因为很少能够听到这一代人自身的告白。”

　　《编者按》里还交代了发表这组文章的现实背景：80后以一种叛逆、自我、自恋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十余年过去，这些已经跨过或正在奔往而立之年的80后，如何处理个人与现实的复杂关系，在历史的链条中寻找到恰当的定位，将自身的身家性命安放？

　　后来，诗人北岛看到了杨庆祥的文章，跟他说“觉得文章挺重要的”。于是，这篇文章再次发表在香港的《今天》上。

　　文章发表后的反响有点超出杨庆祥的想象。一个不认识的人在他微博上留言说，论坛上有很多讨论，要他赶紧去看。有人骂他，也有人支持他，“什么都有”。有的骂得很厉害，“说你凭什么代表80后”；有人说“你毕业3年就是副教授了还这么矫情”；还有个观点“比较有代表性”：既然在北京生活那么苦，为什么要赖在北京，回到二线或者三线城市不是更好？

　　面对“凭什么代表80后”的质疑，杨庆祥为他所讲述的“80后”作出界定——“是指经济基础一般，工人、农民或者小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那群80后”。他自感“无法为80后代言”，而写这篇文章的初衷是为引起讨论。

　　作家阎连科在香港科技大学读到杨庆祥的文章很是惊喜。“终于有一个人把这一代人的问题集中进行了梳理和思考，你可以不赞成，甚至反对他，但毕竟有人站出来总结他这一代人了。”阎连科说。

　　作为一个1950年代出生的作家，阎连科在公开场合直言不讳地批评80后“很少自主发声”。对曾被寄予希望的这代人，他显露了极大的失望。

　　“几乎看不到80后真正站出来呐喊：我们为什么处在这个社会，我们为什么买不起房子，为什么找对象出现了问题，为什么结不起婚，为什么我们的工作出现了很多问题。”

　　阎连科指出杨庆祥文章里的不足，在他看来，如果要描述80后这代人，至少不应该忽视另一个80后群体——农民工。来自官方的统计是，这个群体的数量已经达到1亿。

　　阎连科提醒杨庆祥说，“现在你谈论的是作为一个接受过高等教育，接受过完整的硕士、博士教育的人的想法。但其实你要有底层的经验，你应该关注比如说农民工群体，他们是怎么生活的，他们肯定更困难”。

　　这番话启发了杨庆祥，也勾起了他对过往生活经验的回忆。2006年夏天，他在广东东莞跟当农民工的朋友一起生活过两个月。当时，驱使他南下的动机是，他清晰地知道自己的命运曾经有过“分轨”，如果不是因为考上大学，自己“本来就是他们中的一个”，应该跟同龄人一样，“在工地上搬砖，戴着安全帽，被工头呼来喝去，拿饭盒打二两饭，吃不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