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20年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是一个大目标

　　党的十八大报告将“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作为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新要求，并提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调查研究表明，国民收入倍增，重在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即由当前的大约3亿人扩大到6亿人左右。这既体现收入倍增的重大成果，又意味着稳定消费主体的形成；意味着利益关系调整的新突破，从而奠定“橄榄形”社会结构的重要基础；意味着贫富差距的逐步缩小，从而形成走向共同富裕的大趋势。

　　⒈国民收入的倍增不是贫富差距扩大的收入倍增

　　2011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1809.8元，是2000年（6280元）的3.47倍；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达到6977.3元，是2000年（2253.4元）的3.10倍。即使按照可比价格来计算，过去10年来，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也基本实现翻一番的目标。

　　但过去10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例如城乡收入差距逐步扩大。2000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为2.79：1，2011年这一比例达到3.13:1。从城乡内部收入差距来看，也呈现加大加快趋势。例如，2002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高收入户是低收入户的6.89倍，2011年这一比例已经高达8.39倍。

　　调查研究显示，要实现2020年人均收入翻一番的目标，考虑到人口增长因素，只要今后人均收入年均增长7%—7.2%即可，不存在大的困难。但是，在贫富差距趋势扩大未有根本改观的情况下，即使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番的目标实现了，也并不能保证收入分配结构调整的成功。这种倍增也是一种无效、甚至有害的倍增。

　　⒉国民收入倍增应当是向中低收入群体倾斜的倍增

　　以城镇居民收入数据为例，2011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中，占10%的最低收入户人均收入是6876.09元，占10%的最高收入户人均收入为58841.87元。如果中低收入户的收入水平均能达到中等户平均水平20154.4元（即中等偏下户、中等收入户和中等偏上户的平均水平），初步测算，全体居民人均收入将达到25565.6元，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7.22%。以此为基数，不到5年时间即可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增。

　　调查基础上的测算表明，如果最低收入户年均收入增长9%，最高收入户年均收入增长5%，到2020年最高收入户和最低收入户的人均收入之比将由当前的8.6倍缩小到5.6倍，两者之间的差距逐渐趋向合理。

　　⒊中等收入群体倍增是释放消费潜力的前提条件

　　调查数据显示，在不同收入等级中，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不仅高于低收入者，而且高于高收入者，其消费倾向是最高的，社会消费倾向呈现“倒U”曲线。2011年，全国城镇居民家庭现金消费支出倾向为69.51%，占10%的较高收入户消费支出倾向为67.19%，最高收入户消费支出倾向为59.79%，而同年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远高于高收入群体，均占20%的中等偏下户、中等收入户、中等偏上户的消费倾向分别为74.99%、71.77%和68.74%。

　　在家用汽车、电脑、健身器材、移动电话等耐用消费品的消费数量上，中等收入群体家庭远远高于低收入家庭，在许多耐用消费品消费数量上直追高收入群体。例如，2011年中等收入户每百户拥有家用汽车14.97辆，是占10%的较低收入户的2倍多，健身器材的消费量是较低收入户的近3倍；在计算机消费方面，中等收入群体家庭消费的计算机数量占家庭计算机消费量的60%，而低收入家庭只占10%左右。

　　中等收入群体在文化等服务型消费上的需求远远大于低收入群体。例如，2011年城镇中等收入户在包括交通通信、文教娱乐、医疗保健在内的服务性消费支出上，比最低收入户高出5个百分点以上。有理由预测，随着中等收入群体的进一步扩大，我国文化、旅游等项目的消费市场将进一步扩大。

　　2020年我国有条件形成6亿中等收入群体

　　调查研究表明，如果人口城镇化能够有效加快，服务业比重有效扩大，城乡一体化进程顺利推进，未来5—8年，我国完全有条件使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由现在的3亿人左右提高到6亿人左右。

　　⒈人口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支撑中等收入群体的快速形成

　　城镇化进程与中等收入群体扩大的进程紧密相连。由于工业收益与服务业收益远高于农业收益，发达国家历史上中等收入群体的形成，主要源于人口城镇化及其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城市迅猛扩张，1978年城市数量仅为193个，而当前城市数量已增长到近700个。与此同时，城镇人口数量也稳定增长，1978年城镇人口数量为1.72亿，2011年增长为6.91亿，是1978年的4.02倍。

　　2011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为51.3%，但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5%左右，远低于世界银行统计的中等收入国家48.5%的平均水平。未来10年，我国人口城镇化至少还有约15个百分点的提升空间。

　　未来5年左右，只要以农民工市民化为重点的相关改革能够取得突破，中国的城镇化率有望以年均1%—1.2%的速度推进，人口城镇化率有望以年均1.5%—1.8%的速度推进。这样，到2020年人口城镇化率有望达到50%—55%，初步接近60%的城镇化率。

　　按照上述增长速度，初步测算表明，到2020年，我国实际城镇人口将达到7.3亿左右，新增实际城镇人口将达到3亿左右，成为新增中等收入群体的“后备军”。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实现的条件下，这部分新增城镇户籍人口中的50%，大约1.5亿人能够进入中等收入群体行列。

　　⒉服务业主导的经济转型为中等收入群体提供就业空间

　　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有赖于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以美国为例，随着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经济转型，白领阶层的规模从20世纪40年代的1000万左右上升到20世纪70年代的5000万，30年间扩大了5倍，1980年白领阶层已占全部劳动力的50%以上。

　　我国服务业提升空间较大。2011年，中国服务业比重为43.1%，服务业就业比重为35.7%，就业人口仅为2.7亿，不仅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总体比较，我国服务业比重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0个百分点左右，服务业就业比重低20—30个百分点。“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服务业比重5年间要上升4个百分点。如果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明显加快，服务业比重每年提升1.5—1.8个百分点、服务业就业比重每年提升1.5—2个百分点，那么：到2015年，服务业比重有望提高到50%左右，服务业就业比重有望达到40%以上；到2020年，服务业比重有望达到60%左右，服务业就业比重有望达到50%以上。按照这个预测，到2020年全国劳动就业人口大约为9.3亿，其中在服务业就业的人口将不少于4.5亿。

　　2011年，我国劳动就业人口总数为7.64亿左右，服务业就业比重为35.7%，则就业人口仅为2.7亿左右。测算表明，2011年到2020年，服务业将累计新增中等收入就业岗位1.8亿个。国际经验表明，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是白领阶层和中等收入者的重要来源。2012年中国大学毕业生约为680万人，到2020年累计新增大学毕业生将接近4000万人。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将使这部分群体成为中等收入群体。

　　⒊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推动力

　　一是提高征地拆迁补偿将推动农民进入中等收入群体。从20世纪90年代土地市场在全国主要城市逐步建立以来，我国土地出让收入逐步增大。尤其是“分税制”改革后，土地出让金收入基本划归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逐渐演变成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未来5—10年，按照中共十八大报告的要求，“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农民将从征地拆迁中分享更多收益，在进一步完善补偿方式的条件下，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将有望大幅提升，将为农民进入中等收入群体提供重要支撑。

　　二是农业规模化经营将使部分农民成为中等收入群体。农民中的规模生产经营户主具有较高的农业生产效率，既是我国农业发展的中坚力量，也是未来中等收入者群体的主要潜在组成部分。目前，全国有承包农户2.26亿户、50亩以上的种植专业大户276万户、依法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60万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11万家，还有大量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从2006年到2011年，我国纯农户由占农户的75.1%下降到66.3%；农业兼业户由占农户的4.3%上升到17.7%。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还处在起步阶段，龙头企业与农户间的利益联结机制还不健全，采用合作、股份合作等较为紧密联结方式的仅占38.2%。未来5—10年，加快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培育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产业化经营，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将有助于在农业经营者中形成大量中等收入群体。

　　三是城乡个体工商户的发展将有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个体工商户从事工商业经营，是成为中等收入者的潜在群体或现实群体。2011年，我国个体工商户有3601.13万户，登记资金为1.5万亿元，从业人员为7333.95万人，占全部就业人口比例约为10%。加大对个体工商户在财税、金融等方面的扶持力度，促使他们中经营成功者进入中等收入者群体。

　　初步测算，考虑到2020年人口总量将接近15亿，人口城镇化率可能达到或超过50%，届时如果7.5亿农村户籍人口有20%成为中等收入者，农民中新增中等收入群体将有望达到1.5亿。

　　综上所述，人口城镇化新增中等收入群体1.5亿，加上城乡一体化和农业现代化带来的1.5亿农村中等收入群体，即使不考虑大学生这个群体，保守地估计，到2020年，新增中等收入群体大概在3亿以上，中等收入群体的总规模将有望达到6亿人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