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垫资施工”和“集资”

　　在“后三项”里，还有“垫资施工”和“集资”，其中“垫资施工”在基层政府操作中也屡见不鲜。

　　本报记者走访的另一地级市下辖区的平台公司一名会计称，他就曾将公司原本就有的资金缺口处理成一项政府工程的建设费用，但实际上，平台公司从一开始就没有真正支付工程款，而是由建筑企业垫资承包，至今没有清偿拖欠款。而在账目上，拖欠的款项是“隐形”的。

　　在他看来，其中有两个深层次原因。第一，一些政府背景的项目在立项和施工等环节信息并不完全公开透明，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也并不健全。有的施工方因为相对“弱势”不得不答应一些不合理垫资要求，有的施工方则为了赚取垫资的高息甘冒风险，而也有施工单位的领导实则和政府部门有一定利益关联。

　　在这一资金利益链条里，被拖欠工程款的施工方也有其对策：对下游拖欠材料供应商或是分包单位的费用。由此，很多基层政府地方债相关债务链条“一团乱麻”，难以完全厘清。

　　这名会计还表示，当地方政府平台的融资越来越难，个别平台公司事实上已经玩起了“10个瓶子9个盖”的资金游戏，依靠后一笔融资偿还前一笔债务，或是在上级审计单位查账前，由当地政府“批条”从其他国有背景企业调拨一笔资金把缺口临时填上。

　　在这种资金调度中，也形成了不少的“垫资施工”不入资产负债表。更甚者，极个别地方还出现了虚假立项，或是同一个在施工项目在应对审计部门现场检查时“一女二嫁”。

　　面对表情惊讶的记者，该会计语气淡定：“每次突击审计前，直尺、刀片、胶水都堆在办公桌上，项目内容被重新粘贴后复印，小车准备好直接把下来检查的领导带去一块整理好的用地，地旁边的项目指示牌换一块，就这样让他‘逐笔见账’、‘逐项见物’”。

　　此外，也有极个别地方的政府平台公司开始向当地居民集资。“有的是面向特定人群，通过‘委托理财’的方式。”上述会计说。虽然特定人群及其亲友也与融资平台签订委托贷款协议，但协议没有明确投资项目、没有向投资人披露财务信息，仅是一种程序性、格式化的协议。

　　不过，原本自作聪明藏匿负债的个别地方政府平台，却未料在新一轮审计中，监管部门已识破这些“手法”。监管日趋严格，审计日趋细致，也让“后三项”的灰色地带被照亮。

　　“虚胖”资产的“瘦身”

　　上述某地城投公司财务管理人士还向本报强调，在新一轮审计的“融资平台公司债务风险分析表”中，“期末资产情况”一栏除了需列出期末资产总额外，还需分列“不能或不宜变现的资产总额”，后者包括机关办公楼、学校、医院、公园、市政道路等公益性资产。

　　该财务管理人士告诉本报，这些公益性资产本来在统计融资平台总资产时会被包括进去，由此妆点报表，更易获得融资。

　　本报记者查阅相关论著时发现，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曾任职于江苏淮安市审计局的周林林曾对融资平台做过系统、深入的研究。他在一份论著中提出须将“扭曲了的会计信息恢复其本来面目”。在接受本报电话采访时，周林林表示，要清除融资平台会计信息中的两种“水分”。

　　他表示，首先是“剔除虚假注资的不具有实质控制权的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平台公司即使对一些学校、医院等不具备实质控制权，地方政府有时也会用一纸公文划给平台公司，造成账面总资产‘虚胖’”。

　　而这种“虚胖”在新一轮审计中已被审计部门的“火眼金睛”所格外关注。

　　其次，周林林还告诉本报，很多平台公司承担的政府项目完工后，既不编制竣工财务决算，也不冲销政府拨入的建设资金，而是长期累积挂账，这是导致融资平台的账面资产总额虚高、资产负债表失真的另一个原因。

　　周林林建议，通过新一轮审计，应督促地方平台公司将已完工交付的政府建设项目与政府拨入的资金同时核销，消除资产总额中的“水分”。

　　2011年年初，国家审计署曾对全国省、市、县三级政府性债务全面审计，审计结果显示，三级政府截至2010年底的政府债务余额为10.71万元，其中融资平台公司债务4.97万亿元，占比46.38%。

　　虽然新一轮审计的最终结果仍未公布，但从基层从业人员的直观感受来看，“本轮审计的结果将更为真实反映客观实际”，上述财务管理人士预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