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万亿催生疯狂借贷

　　王大山2010年拍下鹿城区那块地的时候，也正巧遇上了一个资金乱飞的疯狂年代。

　　他一点也不担心资金缺口，因为“很多人通过朋友主动找上门来要投钱，还请我们吃饭，一放就是1000万、2000万元”。

　　自2009年起，温州的民间借贷开始进入一个逐渐疯狂的状态。一开始的利息还只是月息2分3分，发展到2011年年中温州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前，根据央行温州中心支行的调研数据，利率水平超过了历史最高值，月息6分甚至更高，这意味着100万的民间借款每年要还的利息就高达72万元。

　　报告指出，约20%的民间借贷资金最终流向房地产市场。

　　温州民间借贷涉及之广，根据央行温州中心支行的报告可以看出，“大约89%的家庭个人和59%的企业都参与了民间借贷”。

　　钱从哪里来？除了从实体经济抽血之外，更多的民间借贷资金的源头是银行，而房子就是他们撬动资金的重要工具。

　　杭州银行温州分行的一位部门负责人向南方周末记者详细解释了这个资金流动的链条：不少温州人在买房之后，选择先将按揭贷款还上，再拿去银行做抵押贷款。一套500万的房产，无论是按揭还是抵押，一般最多只能在银行贷出300万元。奥妙在于担保的放大作用——担保公司可以作为中间担保人，协助房主多贷剩下的200万元出来。“只要房价是上行的，担保公司就没有任何风险”。

　　银行自身当然也在不遗余力地向外放贷。2011年，温州GDP是3351亿，年末贷款余额是6194亿，是前者的1.8倍。据保守估计，温州直接或间接进入房地产市场的信贷资金至少占贷款总量的1/3，而且50%以上的贷款以房地产作为抵押保全品。

　　土地款尚未缴清之时，王大山就通过一家平台公司，从华夏银行贷到了1.5亿元，“和民间资本一样，他们当时也在求着我们去贷款，所以打了各种擦边球”。

　　“如果没有2008年的四万亿投资计划，温州的钱不会一下子多了这么多，房价也不会上涨这么快，暴涨的楼市也不会进一步接下更多的民间资本。”周德文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谈及这场爆发了两年的温州金融危机，几乎每个温州人都会再往前追溯两年，细述四万亿的催化作用。

　　楼市急冻

　　王大山的项目拖了整整一年才准备开工。这时，天已经变了。

　　2010年10月，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急速转向紧缩，央行5次加息，12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钱少了。

　　华夏银行同意将王大山公司的1.5亿贷款做了延期，但贷款额度抽紧、审批权限上交到省分行后，新的贷款显然是没法审批下来。

　　如果处在楼市上行的阶段，王大山还有一个选择是尽快开盘回笼资金。但在2011年2月，温州出台了地方版限购办法，这是一个严厉程度超过了北京的地方细则。“北京是家庭拥有两套房产就不能再买了，温州是只要有一套就不能买了，甚至于只要有银行贷款记录，把原来那套卖了再买都不行。”在泰和地产营销机构总经理林育看来，限购让温州楼市进入了下行轨道。

　　豪宅市场的直接冷冻，迫使王大山没法尽快开盘，只能继续想办法从民间借钱，盖成现房后再卖，这样买家也不会担心他盖了一半跑路。

　　2011年9月，民间借贷危机爆发，高利贷也借不到了，王大山和他的5个合作伙伴只能分别从农村信用社、小额贷款公司几十万几十万地借贷，勉力支撑。

　　往常主动送钱过来的债主纷纷找上门来催债，每个月一次。6个合作伙伴，一共欠下了高达7亿元的高利贷。王大山一度萌生跑路的念头，后来想到毕竟项目还在，跑路就彻底回不来了，开始跟债主协商让他继续把这个项目做完，“他们把我逼得跑路了，一分钱也收不回来；如果跟我一块坚持，最后还能收回一半的本金”。

　　再支撑三个月，王大山的楼盘大概就能完工了。能卖多少钱？他现在还没想过，拿地时预计的一平米5万是不敢想了，“三万多吧。”他说。

　　还有一些房地产商没有熬过这个难关。2012年1月，湖南岳阳的温州商会会长白洪光用钢丝绳结束了他年仅42岁的生命，他在岳阳和温州开发了十几个房地产项目。离世仅仅一个月前，白洪光的朋友还跟他一起去考察了一个新的地块，“他当时仍然在想办法讲故事，想通过一个新项目融钱，来偿还前面的巨额债务。”白的朋友回忆。

　　曾经引领全国炒房风气之先的“温州炒房团”，在2010年开始的“限购”政策之后，慢慢淡出公众的视野。其中一位炒房团团长，曾经坐拥价值7000万的房产，因为房价下跌资产缩水三分之一强，而此前炒房的资金几乎全部来自温州的民间资本，只能降价卖房。很多豪宅有价无市，撑到2012年下半年，各路债主开始纷纷上门。

　　其中一位债主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在2011年借出了200万元，2013年5月去要钱，就被告知，要么拿走八成的本金，要么拿走两套房子。

　　(应被访者要求，王大山、刘闻为化名)

　　(原标题：温州：从炒房团到弃房团)

　　(南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