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业者“太难伺候”

　　多年下来，于凌罡的经历似乎用事实支持了质疑者的观点：合作建房的组织难度相当大。

　　尝试在北京进行合作建房的，除了大型计算机维修工程师出身的于凌罡，一年前还出现了一个名叫孙智群的人。一直在房地产行业工作的孙智群创办过“草根购房网”，2012年7月11日，他在中国大饭店举行了一场“北京合作建房”新闻发布会，彼时他的计划是到2013年7月，发动至少一万名符合购买资格的购房者加入合作建房项目。

　　然而2012年8月之后，就再难找到关于上述计划的报道，直到2013年传出孙智群已加入天津的一家房地产公司。根据媒体报道，当初招募了500多名购房者后，孙智群为沟通协同这些人的意见和观点疲惫不堪，最终放弃。

　　忆及往事，孙智群在电话中含糊地对时代周报记者说，当时“搞得比较乱”。他表示已不愿再提过去的事，但依然会关注合作建房。至于是否还会组织合作建房，他并未明确表态。

　　而在这些年里经历了更多失败、承受了更多质疑的于凌罡，则常常强调的是购房者过于挑剔—要么认为价格还不够低，要么认为地段还不够好。

　　事实上，在于凌罡的心目中，合作建房始终跟他的“蓝城计划”联系在一起。简单地说，这是他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花了多年时间，设计出的一整套城市规划、开发、运营方案，而合作建房，只是蓝城计划的“一部分的一部分”，尽管相信他能实现“蓝城”的人寥寥。

　　于凌罡一方面就像一个胸有成竹的社会工程师，从“蓝城计划”，到合作建房的组织、管理、操作规则，他都能设计出一套看似精密可行的方案；另一方面，他又似乎难以处理众多普通置业者给他带来的困扰。面对时代周报记者，他抱怨人们“太难伺候”，以及外界包括媒体的恶意。

　　“我不认为我失败了，反而可以说成功了。比如当年跟万通[简介 最新动态]（地产）谈判，跟各个方面沟通、合作，这些工作都是我在做，我的工作做好了，买不买地，是大家的事了。”他说。

　　“没有你想的那么难”，这是合作建房人的QQ群里经常出现的鼓励新人的话。于凌罡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一位认识的朋友早已在北京实现了合作建房，可他们只有20个人，每人几百万元，建的是别墅。但要把工薪阶层组织起来就不那么容易，“我没做成的原因主要是没守住门槛，也许是我的起点就注定了我比较悲剧。”

　　困难和风险来自政策

　　事实上，在于凌罡之后，各地出现的一些合作建房案例都走得更远，只不过往往离最初的设想有差距。首个通过招拍挂成功拿地的温州合作建房即是一例。

　　2006年，有房地产开发经验的温州商人赵智强，依托温州市场营销协会的平台，开始在温州组织合作建房，并于当年10月委托一家房地产公司，拍下了温州龙湾区上江路西片14号地块。

　　尽管如此，温州的合作建房从建设到销售仍是一波三折：直到2009年，赵智强才拿到建设许可证—其间，住建部三次到当地调研，最终确认该项目与现行政策没有冲突，可以进行。

　　而房子建好后，按照温州市2007年出台的新政策规定，批准预售的商品房项目，全部房源要在规定时间内一次性网上公开销售。这意味着，最初的集资建房者并不一定能得到房子。

　　赵智强等人采取的办法是，参与者开盘时若不能买到事先通过内部抓阄确定的房源，则享受该套房源出售后的利润分红并返还本金。

　　事实上，大部分合作建房通过组建公司、出资人以股权形式加入来进行，而房子盖好后如何分配或销售、出资人最后能否拿到、如何拿到房产证明，是所有组织者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温州之后，赵智强计划将其合作建房模式复制到全国。他告诉时代周报记者，部分城市的项目已有进展，比如在长沙已找到地块，但尚未招募到足够多的合作者。而在北京，人已招够，且已有相中的地块，只等待挂出。

　　赵智强并不怀疑合作建房的可行性，他表示根据自己的传统房地产开发经验，集资合作建房可以将房价降低30%-40%，而在他的开发模式中，购房价的3%足以支付组织者的管理成本。

　　在他看来，政策的不明确才是合作建房最大的困难和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