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当前社会热议的“土地财政”问题，财政部副部长王保安11月28日在《人民日报》撰文称，“简单地提‘土地财政’，既不客观，也不科学，还容易误导决策。”

　　“土地财政恐怕不能再搞下去”

　　现年49岁的王保安长期在财税系统任职，在地方历练过两年(2001年12月至2003年2月挂职任黑龙江省政府省长助理)，今年2月刚升任财政部副部长，分管综合司、国库司(国库支付中心)、社会保障司、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财经出版社、经济科学出版社。

　　在题为《开创财政理论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中，王保安写道，从土地出让计划审批到土地价格的形成，再到纯收益形成，都不属于财政职能范围，甚至与财政部门没有直接关系，只是最后集中统计反映为政府财政收入。而且，土地出让纯收益占出让收入还不到1/3，不到地方可用财力的一成。

　　不过，在不少学者眼中，在近十多年来的城市扩张中，一直伴随着地方政府主导的“土地财政”问题。

　　11月28日，在北京举行的“《财经》年会2013：预测与战略”论坛上，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中国土地学会副理事长黄小虎，以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博源基金会学术委员周其仁都指向一点——土地财政是个现实问题。

　　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各地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基本划归地方政府。今年前10月，即便是正好赶上楼市调控，土地出让收入仍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近40%，是当之无愧的地方财收的“顶梁柱”。

　　“大家最大的共识有一点，就是土地财政恐怕不能再搞下去，政府拍卖土地，搞土地财政，这个模式不改，土地制度上所有的改革都走不出来。”华生昨日说。

　　“光谈缩小征地范围再讲一百年基本没用”

　　“到现在为止可以说改革并不顺利。”黄小虎提到，土地管理部门探讨征地制度改革，从1990年代就开始了，各地也形成了不少的共识，但惟独对缩小征地范围至今达不成共识。“各方不认可的关键在哪，就是(一旦)缩小了征地范围，你允许集体土地进入市场，政府可以征的地，特别是可卖的地就少了，就会影响政府的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这就从根本上触动了经营土地的制度，以及它所形成的利益格局。”

　　“第一要处理的就是土地财政，土地财政如果取消会带来哪些问题，要用什么样的机制来替代，这才是要研究的问题，否则再讲一百年缩小征地范围基本上没用。”华生说。

　　眼下，外界谈的比较多的一点是，用房产税来部分替代土地财政。

　　11月20日出版的《经济日报》上，财政部部长谢旭人撰文说，下一步要“认真总结个人住房房产税改革试点经验，研究逐步在全国推开，同时积极推进单位房产的房产税改革。”从文中不难发现，谢旭人将房产税这一“财产行为类有关税收”，视作构建地方税体系的一部分。

　　11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谈及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营改增试点)时，同样提到了如何构建地方税体系。高培勇说，未来，如果营改增不断扩大试点范围和行业，作为地方主体税种的营业税将面临较大冲击。“新的税源从何而来？我认为，财产税、房产税这些直接税种将会填补进来，这将导致中国税收制度的整体性变革。”

　　争论仍未休

　　“大家都谈到土地财政问题，实际上关于土地财政的说法，还应该进一步深入研究。如果说通过土地交换，把地价款认为是土地财政的话，那么从土地上收税，同样交到政府财政里面算什么财政？这个问题恐怕应该跟整个财税体制设计和整个安排结合在一起考虑。”国土资源部副部长胡存智28日说。

　　郭树清：土地使用权应该放开流动、流转

　　“我强调一句，土地管理制度的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也是一个涉及方方面面的事情，绝对不是用一个简单的制度就能把城镇化进程中诸多问题解决。所以我们应该要按照统筹协调、积极稳妥的方式推进土地制度改革。”胡存智说。

　　华生昨日建议，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关键是要明确改革受益的主体是移居城市的外来人口，首先是农民工和农民工家属。“不是给城中心和城郊的农民继续锦上添花，也不是让开发商回到2005年之前没有招拍挂(的时代)，成为开发商的盛筵。土地制度改革更不是为了城市的各界精英在城郊的别墅、庄园能取得合法的产权证，以及进一步多搞一些庄园。”

　　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28日晚间也出席了“《财经》年会2013：预测与战略”，其同样提到了土地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我们必须维持18亿亩耕地，这是一个红线不能破。但是(土地)使用权应该放开流动、流转，让农村劳动力和土地、资本，像城里劳动力和资本一样进入市场。”

　　“在任何一个工业化的国家里面，城乡差别都是需要相当时间才能解决的问题。但是中国这个差别确实是异乎寻常，持续的时间也超出其他国家。”郭树清说，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制度安排上中国城乡二元是分割的，“农民无论他的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社会文化其他方面权利，享受公共服务的权利都是不平等，和城市居民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