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我们舍弃了北上广”

　　开的虽是咖啡馆，上的却是行政班：上午9点开门，下午5点就打烊，周日还休息。CICI说，这么早关门，是因为要回家给老公和孩子做饭，“最好的时光要留给家人”。

　　有人将这些“新移民”归为“逃离北上广”一族。“这么说也没错。”一年之后，在洱海边的客栈里，丁磊呷了一口普洱茶，慢悠悠地说，“不过，是我们舍弃了北上广，而不是北上广舍弃了我们。”

　　当然，相比到二三线城市安家的一群人，这些人大多事业有成，无论是资金还是人脉，都要更强大一些。

　　丁磊在决定移民时，就开始重新谋划自己的未来。他的第一兴趣仍然是做酒店，他给客栈取名“七间房”，即总共7间房，自己和家人住两间，剩下的对外营业。

　　从租地到建房，丁磊投入近300万，在他的构想中，以后要将之做成一个连锁品牌，专在类似于双廊这样的地方开店，为此他们还专门成立了一个酒店管理公司。

　　像丁磊一样，以客栈为家，同时也以客栈养家者不在少数。而要在这样的地方建一个客栈，少说也要一二百万，城市里的普通工薪阶层显然难以承受。

　　不过，对自由生活的向往，并不因经济条件的好坏而有什么不同。新移民们也各有各的活法。

　　一对“80后”的恋人——阿成和巴团在双廊开了间甜品店，阿成曾是银行项目经理，巴团曾是中学教师。2011年7月他们双双辞职来了双廊。他们的甜品店更像是一门业余生意。顾客少的时候，两人就划着房东的船，在洱海上晒太阳。

　　来自广东的宋夏艳则在大理古城开了家蔬菜馆，专做素菜。三十多岁的宋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尹铁宏一样，为了教在家上学的女儿，一年前移居大理。现在，她的艺名——“蔬菜妈妈”比真名要知名得多。

　　同声传译高手CICI在大理洋人街上开了一家名为墨龙的咖啡馆，一次最多只能够装12个人——她开的虽是咖啡馆，但上的却是行政班：上午9点开门，下午5点就打烊，周日还休息。CICI说，这么早关门，是因为要回家给老公和孩子做饭，“最好的时光要留给家人”。

　　相比大中城市，大理的生活成本要低很多。沈见华曾算过一笔账，在上海，他们一家三口，一个月的开支在12000元，而到了大理，直接去掉了一个零。陈阵刚到双廊时，一天的生活费更是不超过25元。

　　“在大城市，我们是生存，到这里，是生活。”陈阵说，既然能够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赚钱就不再是目的。正因为如此，对这些外来户而言，租房还是买房，似乎已经不再是一件那么紧迫的事。几个月前，刚刚卖掉上海房子搬来大理的作家许崧，现在的选择就是租房。

　　还有一些人，则干脆将大城市中的住房出租，再在大理租了个新房，仅差价就够自己生活。

　　参观并融入别人的生活

　　新的平衡正在建立，而生活，也似乎在这里回到最本质之处。

　　与“逃离北上广”话题相对应，坊间也曾有过关于“逃回北上广”的讨论。事实上对于大理和双廊村里的“新移民”而言，这一现象同样存在。对突然慢下来的生活，也有人在尝鲜之后开始不适应，转而又返回大城市的。

　　那些留下来的人对此见怪不怪，当地流行着一句话：这里不能选择什么人来，但能选择什么人留下来。“在城市里，别人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咸和我全无关系，即使是好奇，出于礼貌和心防，也只可远远观望，”丁磊说，“但到了这里之后，我可以参观别人的生活，有着相似心路历程的移民们也很容易就成了朋友。”

　　现在的丁磊也和双廊村民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没事的时候，就在二楼平台上看云，看山，看洱海。他笑言，前三十年缺的觉，现在开始慢慢往回补。

　　事实上，因为有网络，丁磊并非与世隔绝，相反，他还是微博上的活跃分子。那些选择入住其客栈的客人，大多是在微博上同气相投的，连订房也可以在微博上私信完成。

　　陈阵则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办起教育来。他的妻子最初答应和他一起离开北京，有一个条件，就是要他解决儿子的上学问题。他们在北京住的是国际公寓，小区内都是外国小孩，放学之后的主要任务就是玩，而他的儿子上的是北京最好的小学之一，每天回家，却有做不完的作业。8岁时，儿子说，真想从窗户跳下去，夫妻俩吓了一大跳。自此之后，陈阵决定与传统教育决裂，让儿子在家上学。

　　到了大理，陈阵打算复制美国夏山学校的模式——孩子想学就学，想玩就玩，因材施教——创办一个私塾，一方面解决自己孩子的教育问题，另一方面，也帮助那些移民家庭解决教育问题。陈阵将学堂选址在苍山半腰，面朝洱海，背靠树林，取名“苍山学堂”。现在，学堂已经有5名学生，4个老师。他计划再招收6名10岁以上的学生，从明年开始，环球游学。

　　最近，双廊的客栈老板们正准备联合起来，搞一个自导自演的话剧社，“都三四十岁的人了，很难想象吧？”巴图说，以前在学校怕丢人，在社会也怕丢人，到了这里，怕什么？“丢人也没人认识。”

　　“蔬菜妈妈”则正准备组织一个“共生社区”——将那些专门为孩子教育而移居大理的家庭联合起来，相互扶持，共同教育孩子等。

　　而与本地人之间，新移民们相处得也颇为融洽。沈见华不但收了老邻居的儿子做学生，而且正在做一个农民画社，将当地50-70多岁的老奶奶们组织到一起画画。同时正在和村里合办一份完全公益的乡村画报，记录双廊的生活。

　　新移民的到来，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善着当地人的生活。一些渔民开始上岸，开饭馆、跑出租车，或者直接在客栈打工，收入来源比以前多了许多。

　　新的平衡正在建立，而生活，也似乎在这里回到最本质之处。沧海一粟的店主林灿在广州时，整天忙于工地和图纸之间，虽然每天都可以看到女儿，却总是心不在焉。他忘了孩子是什么时候学会叫爸爸，什么时候长出第一颗牙。搬到大理之后，他有了更多的时间和女儿相处，有一天早上醒来，女儿问他：“洱海的水是从哪里来的？没有水之前是否可以在上面走路？第一条鱼又是怎么来的？”

　　“这真是我最惬意最幸福的时刻。”他在博客中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