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楼坚强”

　　在从事爆破工作、戴着安全帽的毕国成眼里，相比那些“楼脆脆”、“楼歪歪”， 1982年开工、1988年建成、拿过鲁班奖的辽宁科技馆，实在是个“楼坚强”。它的钢筋含量是普通建筑的150%，剪力墙和钢筋密度之高远远超出预料。因此，原定的1200余个炸药孔被迫扩充到了1889个。

　　这样的“钢铁战士”死在自己手上，连毕国成都很心疼。

　　可在范柏乃看来，很多建筑不是倒在爆破工手上，而是倒在对政绩工程和GDP盲目追求的某些人手上。

　　学者通常把国内建筑短命现象的原因，归纳为“四说”： “质量说”、“规划说”、“政绩说”、“暴利说”。范柏乃认为“政绩说”更值得关注。

　　课堂上，每次讲到新近“死亡”的“短命建筑”时，范柏乃说自己从农村学生眼睛里，看到了很复杂的东西。农村大学生问他，为什么一个农民建一座房子要用掉二三十年的心血，而政府对一个造价几亿元的楼说拆就拆？

　　“这严重损害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他说。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博导董黎明承认，有时候，我们的规划本身患了“近视”，缺乏远见，但说到底，更大的问题出在“政府想法太多上”。

　　一届政府一个想法，规划改来改去。所以有人称：“规划规划，纸上画画，墙上挂挂，橡皮擦擦，最后全靠领导一句话。”人们把“规划跟着领导变”形容为“三拍”：一拍脑袋，就这么定；二拍胸脯，我负责；三拍大腿，又交学费了。

　　“美国，换个总统，还是美国，我们的城市，换个领导，就要变个样。”范柏乃说。

　　在他看来，为了给大拆大建找“好听、动人”的理由，政府越来越学会了包装，造概念，什么“标志城”、“月光城”、 CBD、CLD，反正，“拆一次创造了GDP，再盖一次又创造了GDP”。这正如经济学家凯恩斯著名的“挖坑理论”，当国家经济萧条时，雇两百人挖坑，再雇两百人把坑填上，一挖一填间创造了就业机会，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可社会财富并没增加。

　　在这些政绩工程里，一些建筑不得不“被死亡”。比如武汉首义体育培训中心综合训练馆，投入使用仅仅10年，便被拆除，理由是该馆位于即将动工的辛亥革命博物馆和纪念碑之间，不得不为武汉耗资200亿元打造的“辛亥革命百年纪念计划”而“献身”。

　　范柏乃表示，其实，这些建筑就算已过时、建筑功能发生改变，本也可以做到“二度开花”，比如上海的新天地、北京的798。

　　一些建筑完全可以“不死”，比如，原来的大学搬走后，可协商转让给中小学使用；有些空置的办公楼可改为商务楼或廉租房。“可政府就是不干这些‘傻事’，而是炸楼把地卖给开发商。”

　　很多时候，一个个画着圆圈打着叉的“拆”字背后，还隐着另一个字：利。多数“短命建筑”的背后，都有房地产开发的身影。五里河体育场拆除后，以16亿元的价格进行地块拍卖，投资19亿元新建一座奥林匹克中心。13岁的浙大湖滨校区3号楼被拆后，其置换出的土地以24.6亿元的天价整体出让用于商业开发。

　　不难猜到，一些“短命建筑”身上有腐败基因。比如，著名的“楼脆脆”事件中有“官员股东”，而且检察机关发现房企的董事长侵吞4000多万元国资。再如，某市的“世纪巨蛋”因结构性重大安全隐患被拆除，人们叫它 “腐败巨蛋”。

　　专家感慨，现在城市大拆大建，政府只算经济账，不算文化账、历史账、人情账。而且经济账也算的是个人的“小账”、区域的“小账”，就没算全国的“大账”。如果全国能提高建筑40％的使用年限，以2006年全国房屋竣工面积为例，每年可为国家节约资金约234.14亿元，使用年限增长20年共节约资金约4682.86亿元。

　　范柏乃说，“短命建筑”是老话题了，这几年两会年年提，批评声一片，可地方政府还是 “比谁拆得快”，刹不住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