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及其附着物权利问题已经成为一个避不开的社会问题，尤其在城市化进程中更为突出。

　　“农民对农村房屋没有产权证很有意见，这导致农民的房子不能为农民带来收益”，4日上午，著名经济学家、全国政协委员厉以宁在政协分组讨论中发言表示，农村住房体制必须改革，要研究农村宅基地转为个人的问题，要给农民发房产证。

　　在同篇报道中，据新华社电，“在‘买房等于交70年租金’的政策背景下，老百姓无法拥有真正的恒产，这既不利于提升、改善人民福利和生活品质，也不利于我国房地产市场的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全国人大代表宗庆后建议，应尽快对有关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满后处置办法的法律进行修订，予以明确。他建议应当以“到期后自动无偿续期”为原则，进一步明确《物权法》关于“自动续期”的规定，确系因社会公共利益需要收回的情况亦要按当时的市场价予以补偿。

　　上述报道的核心话题是土地的法律规定和权利问题。现行的土地法律规定表明，城市土地国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公民不拥有土地的所有权，在特定的条件下拥有土地附着物的所有权或使用权。城市商品房的购买者拥有房产权，农民拥有宅基地的使用权、房屋的产权、承包地的使用权。

　　不过，上述法律规定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诸多因同地不同权（如收益权）、同权不同价（农村土地和城市土地价格差异）、交易地位不平等（拆迁问题）等问题引起的矛盾、问题和争议，值得社会各界思考。厉以宁提出的给农民发产权证，就是解决农民房产问题的方法之一。

　　事实确是如此，只有制定合理、明确的法律规定，才能把土地使用权等问题纳入明确的法治化轨道，才能化解公民的疑惑和顾虑，才能让公民决定自己的购买行为，才能真正解决涉及土地的各类问题。

　　土地问题并不仅仅涉及使用权问题，也不单单涉及城市土地及商品房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问题。土地问题还包括农村土地问题、使用权到期内的转让问题、传统的土地使用制度问题，等等。因此在土地立法上，需要树立全局、长远观念，把所涉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房屋所有权、土地承包权等有关问题一并综合考虑，争取制定一揽子法律规定和细则，从而为处理涉及土地权限的问题提供完备、科学、合理、人性化的土地法律体系（当前土地法规的实际情况是，法规不够完善，细则不具体，某些规定不科学、不平等、不合理，等）。

　　结合实际的土地使用问题和法律规定看，在土地的立法上，需着重全局和长远，解决好以下问题和不足。

　　第一，对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权、村民宅基地使用权等的法律规定问题。正是因为这方面的法律规定存在问题、缺陷或不合理，才出现诸多的征收、补偿、拆迁问题，引起诸多的矛盾。当前法律规定的实际结果是，农村集体不享有和城市政府同样的土地权利和权利。甚至在诸如土地开发、商品房建设和销售等上，还远远不如房地产企业。

　　第二，在上述规定下，城市政府有权在“公共利益”的条件下征收农村集体土地，实现土地的国有化。这起码要处理好三个问题。一是公共利益的界定，而这在当前显然并没有明确、统一的界定，亟需尽快出台。二是征收的程序。国务院经广泛征求意见即将出台的新拆迁条例，社会各界仍然存在不同意见，其实也间接说明了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仍然存在差异。其三，是否需要考虑农村集体土地和城市国有土地的“同地同权”问题，并以法律规定形式确定下来？农民自建的房屋是否应该享有产权、交易权、收益权（如广受争议的小产权房现象）？

　　第三，商品房的使用权、房屋使用寿命、到期及关联问题。法律规定的使用年限与商品房的实际使用寿命会存在差异，之间的市场价值会在交易价格上体现出来。而实际的市场情况是，绝大多数的购买者都对其产权作出了无限期的预期，这明显与70年的规定相悖。可以做一直接、简单的假定，如果明确规定70年到期后政府无偿收回房屋，房地产价格、房地产市场会是什么状况？

　　另一种情形是，70年到期后，商品房只能继续使用1年、3年或N年，所有者在房屋不能使用被拆掉后，是否享有权利、享有什么权利、多长时间的权利？

　　还有一种情形是，房屋在70年到期之前因各种原因不能继续使用，房屋的所有者是否享有剩余年限的土地使用权（此处指部分权利），是否享有在原土地上新建房产的权利或优先购买权？

　　上面所讲的，实际是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使用权到期是否享有（部分）所有权等问题，也即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开、结合和结合方式、时效性问题。

　　因此，从国家发展的全局、战略看，需要把土地的法律问题放到足够的高度，真正体现法律的公正性、公平性和法律主体（如公民、城市政府与农村集体）权利的平等性，通盘考虑城市土地和农村土地、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商品房所有权及其附着权利、土地的收益权、承包权、土地有关权利的续期条件和程序、公共利益的界定等，尽快出台完善、科学、合理、可操作的法律规定和相关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