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病”并非不可治理，应尽早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

廖嘉明住在深圳市罗湖区东门北路，几乎每天她都能看到深圳市人民医院门口排队挂号的焦急的人群。“有的人天不亮就来排队，一开始不理解，自己看了几次病就理解了。” 廖嘉明告诉记者，今年7月份她去看牙，前后跑了两趟才挂上号，前不久去治感冒，挂上号了还等了三个多小时才轮到自己就诊。据了解，由于大批外来人员涌入深圳，深圳市的医疗资源严重不足。按2008年底深圳市实际管理人口1269万计算，该市每千人拥有床位数1.66张，低于全国同期3.20张的水平，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1.64人，仅与全国平均水平(1.62人)持平，这两项指标都排在全国副省级城市的最末位。

北京宣武区香炉营的杜奶奶最近正在为修拉链郁闷。原来前几天杜奶奶夹克上的拉链坏了，可找了一圈，附近商场的裁缝都只给自家卖的裤子改裤脚，谁也不接这种小活。 “周围大商场一个挨一个，怎么就找不见换拉链的地方呢？”最后经过邻居指点，杜奶奶搭了三站公交才找到一个换拉链的小商店。“换一条拉链要20元钱，这要在老家，街边的裁缝店只收2元钱。”杜奶奶很郁闷。

相对于其他地区，特大城市的基础设施条件已经很优越，为什么反倒会出现这么多不方便呢？

张文忠认为，一方面，是因为城市人口的过快增加消化了基础设施发展的效果，公共交通就是最明显的例子。据测算，北京市每增加1人，日交通出行量就要增加2.64次，“十一五”期间北京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增长了一倍，客运量却翻了两番。另一方面，城市基础设施配置不合理、管理不科学导致利用率不高。比如，北京的汽车保有量低于纽约、东京，但堵车现象却比它们严重得多。“在服务设施方面，大城市也不能只有大超市、大商场，城市是一个多阶层群体共同维护的系统，城市规划应当考虑不同群体的生活需求，尤其要考虑低收入、弱势群体的生活需求，保障其生活空间和生活条件。”张文忠强调。

廖嘉明、杜奶奶的感受，表明了广大市民对城市基础设施便利度和舒适度的迫切要求。这正是宜居城市的重要指标之一。“‘城市病’并非不可治理。随着城市居民对宜居期望的增高，城市发展应当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罗亚蒙说。

罗亚蒙主张，国家应当控制特大城市规模恶性膨胀。他说，即便按7亿人居住在城市、人均100平方米标准估算，城市用地也只需要7万平方公里。而目前我国城市建设规划用地和开发区规划用地已经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即便不再新增城市建设用地，只要盘活现有土地，优化利用，也能满足未来城市化的需要。

值得欣慰的是，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在提升城市化质量方面迈开脚步。11月20日，根据北京市规划委在“首都第十七届建筑设计方案汇报展”上的展示，地铁6号线和10号线将在呼家楼站实现“平层换乘”，CBD核心区一期近10栋高层建筑将采用空中连廊串联，并共享地下车库。“希望地铁的路线和换乘设计能不断改进，也希望地面堵车现象有所缓解，让市民出行不再受‘堵’。”在北京打工的湖北姑娘石丽珠长期以来饱受“换乘之苦”，她对此非常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