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是个相对的概念。一百一百赚，一百一百花，人不会觉得穷。但是，一块一块赚，十万十万花，这种收入能力与消费需求之间的巨大差距，就会把人“穷疯”。

　　在农村城市化的浪潮之下，每一位农民都在经历着不同的故事。无论农村支持城市，还是城市反哺农村，农村与城市的关系，落在个体身上，都变成衣食住行与生老病死。

　　在鲁中南丘陵地区，各地农村经济差别较大。在丘陵起伏之地，发展大棚果园成为部分地区近几年一项新的尝试。刘五（化名）就是生活在这里的一个普通农民，他的经历正是时代发展的一个缩影。

　　年前，刘五干了件违心的事。去年秋天，他带领村里四个人承包了隔壁村的一个桃树大棚建设工程，约定包工费一万八千元。工期总计一个月，完工后每人能分到三千多块钱。

　　可出人意料的是，到了年底，大家却没有拿到工钱。前述大棚的主人张义（化名）与刘五是初中同学。张义没有拖欠工钱，不但提早付了工钱，还多给了几千块。

　　但另外四位村民并不知情。眼看腊月二十三，北方小年的鞭炮声已经响起，这过年的钱还没有着落，心里着了急，相约找到了张义。张义十分意外，只好如实相告：“钱早就结给刘五了，而且只多不少！”

　　四人来找张义的事，刘五知道后，立刻给张义打电话，希望张义帮忙撒个谎，告诉他们工钱要等到桃子卖了之后再给，现在没钱。张义无奈只好告诉刘五，早已将实情告知四人。

　　显然，工钱被刘五挪用了。在众人眼中老实巴交的刘五，为何竟干出这等有失信用的事？

　　刘五有二儿一女，都已成人。有儿有女的他，并没有太多机会享受天伦，更多的是无止境的压力。大儿子出生不久就得了小儿麻痹，缺少足够的治疗，如今三十岁依然只能“爬行”，生活不能自理；大女儿在外打工后嫁给了“打工仔”，自顾不暇；而二儿子，更是压在刘五心头的一座大山。

　　张义猜测，工钱就是挪去给了二儿子，以挽回其危在旦夕的婚姻。

　　在中国农村自古以来的文化传统里，先有房再娶妻，几乎是一个共识。过去是盖房娶妻，如今则是买房娶妻。然而“买房”已经成为一些农村父母的最大恐惧。如今，没有姑娘愿意回到农村住瓦房，进城买楼是必选项。

　　于女方而言，买楼房首先是面子，因为大家都买；其次是里子，因为嫁人是决定自己未来命运的最后一博。于男方而言，娶妻生子是必由之路，倾全家之力就为子女成家立业。成家，甚至重于立业。

　　刘五就是困在了这里。在儿子娶妻时，因为家境不宽裕，就算借钱也凑不齐首付，只好承诺先结婚后买房，且一定会买。可辍学早，又不懂技术，儿子如今只是在菜市场帮忙卖菜，月收入一千多块钱，连一家三口的基本生活需要都无法满足，更别提城里五千元左右的房价了。一年又一年，房子还没有着落，随着孩子越来越大，儿子儿媳的矛盾越来越激烈。

　　腊月二十九，羊年最后一天。张义到了刘五家里，另外四位村民也相约而至。没有太多埋怨，没有过多指责。刘五的为人大家都知道，不是万不得已，绝不会动此歪心思。最后，刘五向大家写好欠条，承诺来年慢慢还清。

　　账暂时了结，但刘五的苦日子还远没有完。张义从村里了解到，刘五多年耕耘的桃棚已经抵债给别人，留下妻子在家照顾大儿子和孙子。虽然已经年过五十，刘五还是决定来年进城务工，挣钱还债。

　　二儿子没有回家过年，只有小孙子在家。即使违心动了大伙的工钱，刘五也依然没能帮儿子留住儿媳，只能以离婚收场。

　　在刘五和张义生活的鲁中地区，类似的故事比比皆是。

　　但是，除了通过努力学习进入城市扎根的“凤凰男”、“凤凰女”，和勤恳创业步步为营进入城市的少数精英，多数底层的打工者，有了“城市化”的消费需求，却没能够形成“城市化”的收入。

　　作为新世纪进城的第一批“新市民”，他们如何赡养自己的父母，很可能还会有更大的问题。

　　城市反哺农村的财富传导链条正遭遇危机。在过去，农村人外出务工，赚钱后回家盖房，完成娶妻生子这一人生大事，然后步入正轨，踏实劳作，朴实生活。近些年来，通过读书、创业完成城市化的“后农民”一代，通过回报父母、资助亲友，进行着“反哺”农村的过程。

　　而现在，很大一部分农民像刘五一样，儿女进城难以找到高收入的工作。勒紧裤腰带买房之后，住在现代化的楼房中却无事可做。当下，“刘五”们正不得不进行“农村再哺城市”。

　　当赚钱是一块一块赚、花钱是一万一万花时，“穷疯”的父母，只好无限度地压榨自己残存的生命。

　　城市化进程，远不只是进城买间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