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拜是名副其实的地球村。

　　在迪拜村，来自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人们，共同组成了迪拜的斑斓色彩。1月是迪拜最好的季节，白天的温度在18摄氏度左右，在海滩上，既有穿泳装晒日光浴的欧洲人，也有蒙着黑纱在远处静静看海的当地人，既有扶老携幼相互嬉戏的印度人，还有忙着相互拍照合影的中国人。“想看哪款，您说……”在迪拜购物中心，操着流利中文的工作人员比比皆是，他们很多专门服务于中国游客。2013年，迪拜经济开始复苏，连续两年成为世界最青睐的旅游目的地之一。中国游客是迪拜商场备受欢迎的人群，在一年之中最大的购物季，来自中国的游客被各家品牌店极力招揽着。

　　其实，在迪拜的不仅仅有中国游客，还有中国商人、中国劳工。在这个日益国际化的都市里，构成了迪拜中国人的集体镜像。

　　最初的中国人

　　其实，在上世纪90年代初，迪拜只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中的一个王国。这个酋长国面积很小，石油储量并不大，远不及首都阿布扎比那样显赫。

　　最初踏上迪拜热土的，多数是中国外贸部门派驻到这里的工作人员。差不多从1997年开始，中阿两国的经贸往来逐渐频繁，派驻到这里的中国人，看到了巨大的商机，很多干脆辞职下海，成为了最早在迪拜商海里征战的中国人。

　　于是，产自中国东南沿海的中国商品，像潮水一样涌入了迪拜，进而以此为基地，转口销售到其他阿拉伯国家。嗅觉灵敏的江浙商人，尤其是温州商人们，很快抓住机遇接续而来。在迪拜的传统商圈——木须巴扎，中国商人很快占有了一席之地，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行销迪拜。

　　郭春森曾是中国政府的公务员，在迪拜下海经商，搞起了旅行社，如今已有十多年了。他的主营业务，一度是接待中国人来此进行商务考察。在这里注册经营企业，不需要交什么税，投资的便利，促进了创业的繁荣。反倒是个体劳工，需要交纳一些费用，例如，进入阿联酋国境内，需要缴纳3000迪拉姆抵押金(迪拉姆为阿联酋货币单位，约合人民币5000元)，3000迪拉姆的签证费，500迪拉姆(约合825元人民币)左右合作医疗卡的费用，这些费用每两年就要交一次。

　　从2004年起，不止是中国商人，迪拜也开始迎接来自世界各国的淘金客。郭春森说，在移民局和劳动局排队，总是排起长长的队伍。

　　2007年，迪拜正式成为中国旅游目的地，作为先行者的郭春森，积累了良好的客户资源，他的旅行社成为同行中的翘楚。后来，虽然2008年的金融危机冲击了迪拜，但在郭春森看来，各国游客对迪拜的热情并未消减。

　　郭春森亲历了迪拜发展的过程，看着迪拜从一座小城市爆发式发展为拥有2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如今，旅游业已经成为了迪拜的支柱产业。获得了2020年世博会的申办权后，迪拜的旅游市场，无疑还会迎来大的发展。

　　在迪拜，贸易商人是此地华人的主体，约有20多万人，龙城是他们的主要聚居地。这个形状宛如一条蜿蜒巨龙的超级建筑群，在迪拜东南方向的沙漠里错落排列，总建筑面积超过30万平米，其中商贸区有15万平米，有将近4000个商铺。在“龙头”处那个最大的建筑里，还有银行和大型贸易公司。

　　迪拜龙城是个超级大商城，2004年12月开业，先后有2000多个中国企业进驻。龙城里经营着数万种中国商品，商品大到发电机、汽车配件，小到人造珠链、玩具，从装修工具、装修材料到卫生洁具、灯饰、日常摆设，所有的物品一应俱全。每天客流量超过1万人，周末甚至达到几万人。这里已经成为中东地区最大的中国商品贸易枢纽，年贸易额达到数百亿美元。

　　如果说迪拜是中东的门户，这里就是“中国制造”的中东橱窗。一个个商铺背后是成千上万的中国企业，通过这个“橱窗”，“中国制造”被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迪拜，再经由此地，转往其他阿拉伯国家。中国的中小企业，实现了与中东市场的直接对接。利用迪拜优越的地理位置、开放的自由贸易政策、宽松的贸易投资环境和优良基础设施，中国企业在辐射中东方面有了巨大进展。

　　中国工人贵了

　　迪拜现任酋长谢赫·拉希德2006年上任后，开始了大规模的基础建设。那个时期，迪拜没有什么技术工人，吃苦耐劳的中国劳工性价比最高，开始大量涌入。不过，近些年，在劳工市场上颇有竞争力的中国工人，价格也水涨船高，这与中国国内劳动力成本的快速提升，保持着相同的节奏。

　　朱健是中国海外集团的高级经理，2004年到的迪拜。在他的印象中，既有的“中国劳工便宜”的概念正在被颠覆，现在，中国工人的工资，比印巴工人的工资要高3到4倍，平均在4000迪拉姆以上(折合人民币近7000元)。

　　在待遇提高的同时，中国工人的维权意识也提高了。中国工人具有了普遍的平权意识，他们认为，自己和老板只有岗位的不同，没有权利的不同，在工作中，一遇到问题，就会团结起来维权。而且，中国工人的维权，也常常充满了中国特色，他们倾向于把事情闹大。

　　受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在如今迪拜的建筑业里，中国工人已经不占主流了。很多大型的建筑公司，工人都以印度人、巴基斯坦人为主，中国人除了占据一些管理层职位，剩下的都是专业技术人才。

　　在迪拜，除了中国人，还有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雇员。比如，街上的巡警，大部分为印度人或巴基斯坦人。阿联酋经济发展部负责解答经济观察报记者关于投资问题的两位事务官，一位来自黎巴嫩，一位来自巴基斯坦。在迪拜的政府公务员里，有大量的外籍雇员。

　　勉金龙老家宁夏，回族人，1993年就来到了迪拜。他也曾经是迪拜政府的雇员。因为熟悉阿拉伯语，后来勉金龙下海开办了法律翻译事务所，为中国人提供法律事务服务。他认为，迪拜相比其他阿拉伯国家而言，法律最为透明，宗教也最为开放。这是迪拜之所以吸引各个民族、各种信仰的人们来此聚居的前提。在迪拜，除了随处可见的清真寺，还有天主教堂和佛教寺院，彼此相安无事地共存着。迪拜之于阿拉伯世界，就是一个面向世界的窗口。

　　迪拜最多的外来客，是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这两国的移民，占据了外来移民的80%。而迪拜的欧洲移民，主要来自英国，这里原来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人在迪拜的社会地位很高，在一些企业里，中高层全都是英国人。

　　来自东南亚的菲律宾人也有不少，菲佣的数量非常之大，难以统计。在当地人的家庭中，菲佣是哺育孩子的主力。来自韩国和日本企业的雇员也占有一定的数量，他们共同构成了迪拜客庞大的外来族群。

　　在迪拜，或者说在整个阿联酋，至今还没有向外国国籍的移民颁发永久居留权的政策，更没有向其他民族的人开放国籍的政策。所以，这些外国人在身份上永远是客居迪拜的。

　　进军房地产

　　2003年，迪拜政府正式对外开放房地产市场。2006年至2008年，中国的投资者纷纷加入了当地房地产开发的行列。

　　中国海外集团是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简介 最新动态]在香港上市的全资子公司，也是较早涉足迪拜房地产的中国公司。这几年，迪拜的房地产市场经历了过山车般的震荡。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迪拜的房地产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全球很多知名的地产商都遭遇挫折。

　　2013年，房地产市场已经复苏企稳，但几年间留下来的债务纠纷，仍在持续发酵。过去三四年中，因房地产项目出现的债务违约屡见不鲜，由此产生的官司，也大量爆发。这是因为，金融危机来了以后，很多大公司的资金流断裂，难以偿还欠款。

　　以前，迪拜很少出现仲裁案例，但近两年，仲裁案件大量产生。这给一直以来高歌猛进的迪拜房地产业当头一棒。现在，虽然房地产市场转暖，建筑业也随之慢慢复苏。但经历过危机的人们，多了一份谨慎，他们看到，在看似到处可以淘金的迪拜，也存在很多不确定的风险。而迪拜市政府，也从危机中接受了教训，增加了交易的税费征管，尝试抑制房地产的过度炒作。

　　在迪拜经商，尤其是从事房地产开发，常常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风险。朱健说，尽管迪拜是中东地区最开放的市场，但环境并不完善。朱健在迪拜最初的那几年，是迪拜的建设高峰期，混凝土的供应，劳动力的供应常常出现一些意料不到的问题。比如说混凝土的供应，这是建筑业最重要的原料。虽然之前有合同约定，但常常会遭遇“断供”。这时，开发商面临的是极大的商业风险。

　　朱健说，迪拜的商业环境毕竟与国内大不相同。中国企业在迪拜投资，需要一定时间来熟悉这里的规则，如果把中国的一套照搬这里，一定会遭遇挫折。

　　作为另一种“中国制造”，温州炒房团在2013年也有所动作。去年，迪拜正式宣布承办2020年世博会，迪拜的房价应声上涨，同时带动租金也飞速上涨。2013年，迪拜的房价涨幅排世界第一名，其中就有温州炒房团的贡献。不过，迪拜仍然是一个充满机遇的地方。朱健说，去年做房地产调研，有一块土地，在迪拜购物中心附近，大概相当于北京国贸[简介 最新动态]附近的位置，其公开的竞价只有200迪拉姆/平方英尺，相当于3000多元人民币/平米，这个价钱在北京想都不敢想。“既然有这么好的机遇，迪拜又取得了2020年的世博会的主办权，一定会有更多的资本进入。”朱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