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产问题或成“十二五”最大风险

  “房地产崩盘或成‘十二五’经济最大风险。”经济学家汤敏语出惊人。汤敏说，此轮国际金融危机，可以说是“十一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遇到的最大风险，所以，在制定“十二五”规划时，也应该考虑有哪些因素或将制约未来经济的发展。在他看来，地产崩盘的风险防范必须放在“十二五”规划中的重要位置。

  汤敏建议，应该设立一个房地产调控指数系统。他用CPI做类比说，围绕CPI的变化，宏观经济政策会有一系列的调整方案，甚至还会有问责措施。他说，房地产也应该有一套类似的机制，比如设立一个预警指数，当房价上涨接近预警水平了，相关的宏观政策，包括利率、土地供给等措施就开始启动，而且，这套宏观调控机制还应包括问责手段。汤敏说，他之所以提出这套方案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目前的房地产相关指数或许不能全面反映房价的涨落；另外，房价调控的手段目前过于微观和随意。

  在国家统计局总工程师郑京平看来，制定“十二五”规划必须充分考虑国内外环境，以及新旧规划的延续性。在内外环境方面，郑京平说，有6个的问题要重视：一是中国的崛起更引人关注；二是全球金融体系重构的压力增大；三是传媒和网络时代的挑战更加严重——“推特”、“微博”等方式的出现，使信息的传播速度加快、范围大增；四是环境与资源约束更强；五是结构失衡的矛盾亟待解决；再有就是行政管理体制需要进一步改革。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鹤认为，“十二五”规划可能是一个处于拐点的规划，因为国际金融危机发生改变了世界，可能对中国产生重大影响。他说，“十一五”期间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中心，“十二五”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我们国家的角色到底是什么？除了做巨大的出口国家以外，有没有必要成为资本输出大国，这些都应该成为规划制定者思考的问题。

  既要国强也要民富

  除了对经济发展环境与规划本身的讨论外，还有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十二五”应该成为我国重要的转型时期，特别是要改变目前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局面，这样就需要“十二五”的规划不仅要重“国强”，更要重“民富”。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特别提出，“十二五”规划要克服政府的GDP导向，在规划中写入“人民福祉”目标。她建议，人民福祉指数应该包括居民生活、生态环境、社会环境、公共服务等4个方面。这4个大指标下面又分为收入与消费、对社会环境的安全感、对政府治理的满意度、义务教育、社会保障等子项目。

  吴晓灵透露，她所供职的全国人大财经委已经把“人民福祉”作为“十二五”的重要调研题目，她也希望这样的指标设计能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最终形成指标体系引导地方政府、考核地方政府。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也表示，“十二五”要实现从强国到富民的转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鹤认为，或许值得经济学家与规划制定者共同思考的问题是，“十二五”规划的基调究竟是什么，要不要在这个阶段实现国富民强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