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价格”和“强保障”两手都要硬

    实际上，最直接的解决“夹心层”住房难的办法就是合理地降低房价。小刘说：“如果房价能够降一降，哪怕就是涨得没那么快，我们也能松一口气，对买房子还有个盼头。”同属“夹心层”的北京市民王少华认为，“夹心层”大多数是工薪阶层，涉及人数众多，要想解决这个阶层的住房难，还需要依靠市场“消化”。

    李稻葵指出：“房价上升过快是有问题的，对此社会都有共识，许多人都有切肤之痛。”

    另一方面，“夹心层”的住房难题也需要政府加大政策保障力度，完善住房供应体系。对此，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齐骥近日在江苏省考察廉租住房和公共租赁住房建设时释放出强烈信号。他表示，在不断完善市场机制与政府保障相结合的住房政策体系的同时，要积极探索发展公共租赁住房等住房建设方式，加快解决新就业人员和进城务工人员等“夹心层”群众的住房困难问题。

    “夹心层”住房难问题的解决还离不开地方政府对保障政策的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权威报告显示，截至8月底，保障性住房建设完成投资394.9亿元，完成率仅为23.6%。这一数字的背后凸显出我国不同地区还在不同程度上对住房保障政策执行不力。显然，政策再好，不落实到位也就不可能解决实际问题。

    顾云昌还指出，住房问题是一个系统问题，不仅仅需要政府从市场与保障的角度入手进行改革，还需要运用系统思维，从完善土地供应体制、健全房屋交易和租赁市场、发展住房金融体系等方面多管齐下，从根本上解决“夹心层”住房难这个久拖未解的难题。
 

    作为我国加速推进城镇化的主力军，出身农村的大学生进城之初，对生活满怀憧憬。然而记者近日在山东、内蒙古等地调研了解到，高房价已成为这批“城镇化主力军”融入社会的最大障碍。

    “啃”父母、贷款、举债、节衣缩食、集体观念弱……高房价压力下，许多农村籍大学毕业生的积累、消费等能力被严重透支，个人、家庭的发展空间遭到挤压，甚至价值观也出现扭曲。部分专家指出，高房价对农村籍大学毕业生的挤压效应，对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和社会良性发展很不利，应引起高度重视。
 

    “少拖累老人一点，就是多尽孝心”

    “从小学到研究生上了18年，几乎用光了家里的积蓄。工作后还要让老爹老娘帮着借钱买房，想想都羞愧！”提起房子，28岁的张志军连声叹气。

    出生于内蒙古包头市城郊农村的张志军，于2007年研究生毕业，目前在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工作，每月工资约3000元。为了省钱，眼下他和女友住在公司的宿舍里，每月租金只需50元。

    张志军介绍说，俩人每月收入勉强超过5000元。相比之下，在青岛市最偏远的李沧区，房价也已窜至每平方米5000元以上。住所没着落，婚期一拖再拖，让张志军压力很大。每当有同事问起结婚日期，他都不知道怎么说才好。为此，他和女友计划一年内在李沧区买套60平方米左右的二手房。“新房哪敢想，买二手房也得贷款20万元以上，一想得还十几年都心慌。”

    刚工作两年的张志军没啥积蓄，要买房就必须同意父母出首付款的提议“其实一多半钱是向亲戚借的，为了给我买房，老人们年近花甲又拉了一堆债务。”张志军愧疚地说：“以后只能好好工作，少拖累老人一点就是多尽孝心！”

    与张志军处境类似的农村籍大学毕业生不少。老家在山东省潍坊市的朱建成，现年31岁，尽管他和妻子每月的收入接近5000元，却一直坚持租房住。

    朱建成说：“上了这么多年学，哪有脸再向老人伸手？青岛市主城区的房子每平方米一般都在8000元以上，新进城的农村子弟大多处在夹心层，想买房就得把青春廉价‘卖’给开发商，往往还会惹得父母背上沉重的经济和精神包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