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加坡建屋发展局大堂，一幅高挂墙壁的草书吸引了记者的视线——“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这幅千百年前中国唐朝诗人杜甫描绘的愿景，如今已在新加坡这个城市国家里逐渐展现。从上世纪60年代的严重屋荒，到今天鳞次栉比的组屋楼群，近半个世纪来新加坡政府坐言起行，在不到700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大兴土木建造公共住房，不但为440多万总人口中的逾八成人提供住所，而且还令新加坡成为全球唯一一个拥屋率接近百分之百的国家。

　　“如果提起人民生活，我最为关注的是住房问题。”这是去年11月，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演讲中的重要话语。在首次提出了经济适用房要面向中产阶层后，温家宝参观了新加坡大巴窑新城。在1964年，新加坡推行“居者有其屋”计划，大巴窑被定为第一个规划组屋区。

　　组屋个案居民郑行宝一家：花十来万新元轻松实现“大屋”梦

　　2008年1月15日下午，记者冒着热带国家典型的滂沱骤雨，来到大巴窑，拜访组屋居民郑行宝一家。郑先生一家三口住在一栋40层组屋楼的第39层百余平方米的五房式(一厅四房，实用面积约110平方米)。

　　现年59岁的郑先生是大巴窑一家咖啡厅里的“头手”，负责给客人泡制咖啡，每月工资1500新元。53岁的郑太太在家中“全职”相夫教子。夫妻俩生了一个女儿，现年15岁，正在上中学。郑家所有的生活开销单靠郑先生一人的工资支持，比照新加坡人平均月收入2400新元的标准，郑家的经济环境不算宽裕，入住五房式组屋似乎有点奢侈，然而，郑先生这个“大屋梦”却圆得并不吃力。

　　1991年，郑先生花了6.5万新元，在大巴窑一栋10层建筑内买下第一套两房式(一厅一房，实用面积约45平方米)的组屋。到2005年，这套组屋的市场价已经涨至20万新元。这一年，负责组屋建设和销售的新加坡建屋和发展局(下称“建屋局”)对该区实施旧组屋翻新工程，并在附近兴建了一栋40层的新组屋楼，安置原组屋居民。郑先生看中了其中一套售价为30多万新元的五房式组屋。

　　建屋局于是按照市场价格支付郑先生20万新元，作为对收回第一套组屋的赔偿，同时还发放一笔3万新元的搬家费。由此，郑先生无需申请贷款，而是直接拿出自己的积蓄，一次性付清剩余的房款，再花上两万多新元装修房子后，一家人便顺利搬入新屋，安居乐业。

　　组屋历史建屋局处长叶振铭：四十多年组屋计划政府补助159亿新元

　　在位于大巴窑的建屋局总部里，建屋局房地行政与产业处处长叶振铭向记者回顾了过去四十多年，建屋局和其他政府部门大力推动公共住房从无到有的奋斗历程。

　　据叶振铭介绍，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大部分新加坡民众的居住环境狭小拥挤，肮脏简陋，“屋荒”问题严重。1960年2月1日，新加坡政府成立建屋局，初步计划大力推动租赁组屋的建设。1964年，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的一句“我们的新社会，居者有其屋是关键”，揭开了建屋局大规模兴建自住组屋的帷幕，中央公积金系统也随之启动。

　　四十多年孜孜不倦的探索和努力，成就了今日新加坡典范式的公共住房系统。叶振铭表示，迄今为止，建屋局在弹丸国土内总共兴建了大约90万个组屋单位，组屋住户占全国总人口的81%。

　　组屋市场除了政府负责开发的组屋项目外，还包括部分由私人发展商开发和销售的“私人组屋”。对于郑先生这样的“拆迁户”，政府出钱出力，帮助居民顺利乔迁；对于首次购买组屋的民众，政府更是不遗余力地在政策和金钱方面予以扶持。

　　叶振铭说：“哪怕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只要有一点积蓄，也能够买组屋。建屋局将根据其收入发放贷款，确保购房者每月还款额比例不超过其收入的四成，房屋的分期付款最长期限可为30年。此外，购房者同时还可以申请商业贷款。”

　　据介绍，建屋局对组屋的定价不以成本为考量。叶振铭笑言：“多年来建屋局几乎一直都在做亏本生意。”根据他透露的数据，在2006年～2007年财政年度，建屋局亏损了7.4亿新元。建屋局的赤字由政府资金填补，而从政府开始拨款计算，至今累积的政府补助金总额已达159亿新元。

　　组屋转售地产经纪刘业丰：二手组屋的转售价与商品房相差四五倍

　　熟悉新加坡商品房交易市场的亨特斯公司地产经纪刘业丰向记者表示，一手组屋的价格自然低廉，即使是二手组屋的转售价，与商品房价格相比，最多也可相差四五倍。刘业丰举了个例子：繁华路段一套三房式组屋转售价大约60万新元，而同地段的三房式商品房售价至少为300万新元。刘业丰表示，很多早年用低廉价格买下组屋自住、如今手里有点闲钱的新加坡人，会考虑“升级”，卖掉小房换大房，甚至购买商品房用作出租等投资用途。

　　郑太太告诉记者，小区内一套同类型的五房式组屋，最近刚以70多万新元的价格转售。按照政府规定，户主在组屋住满5年后，就可以将组屋转售他人。郑太太表示，将来如果女儿出嫁了，他们也会考虑把现在的组屋卖掉，换一套小一点的房子来住。

　　最近几年，新加坡无论组屋还是商品房的价格均呈现上涨的势头。刘业丰表示，近年来新加坡商业房转手价格有升无跌，2006年至今平均涨幅达到300%。对此，叶振铭表示，建屋局会灵活调整一手组屋的投放量，借此间接遏制二手组屋的上涨势头。但他强调，政府不会直接干预或者调控组屋的转售价。

　　组屋租赁过低收入人士：月入少于1500新元家庭只交10%租金

　　据了解，在目前居住组屋的人口中，有95%在政府居者有其屋的计划下购买了房子，其余半成收入过低、处在社会底层的过低收入人士，则选择租赁组屋居住。

　　叶振铭表示，建屋局也特别针对过低收入人士的情况制定租赁组屋计划，由政府提供大量津贴，帮助他们找到安居之所。

　　举例子来说，月收入少于1500新元的家庭，可以申请租赁一房式(实用面积约33平方米)或者二房式的组屋，政府最低以市场租价的10%来收取租金。如果家庭月收入不超过800新元，一间一房式组屋的每月租价只在26～33新元左右。

　　新加坡公共住房计划优惠政策

　　●申请购买组屋的家庭，成员最少只需两个人即可；

　　●申请者家庭月收入不超过8000新元；

　　●第一次买房的家庭，可以向建屋局购买组屋，组屋以低于市场价售出；也可以购买二手组屋，政府将视买房家庭的收入状况，提供1万至7万新元不等的津贴，存入买房者的公积金户口；

　　●为了强化东方家庭的价值观，如果购房者选择在靠近父母居住的地点购买二手组屋，还能额外获得1万新元的津贴。

　　记者手记：严密规范是成功关键

　　在构建公共住房保障系统方面，新加坡无疑是成功的。究其成功的原因，在采访之前，记者多少有点不以为然：“毕竟新加坡规模小。”——面积小，人不多，政府决策和施政的难度自然大大降低。

　　但是，随着采访的深入，记者开始意识到，以为新加坡国小好办事、国小易出成绩的看法，未免片面。除了富有远见的精准决策，新加坡建屋局等政府部门坐言起行和高效廉洁的作风，是成功不可或缺的条件。

　　为了保证组屋计划行之有效，建屋局在各个环节都设立了严密细致的制度规范，并严格遵守和执行。

　　譬如，限制居民购买组屋的次数、规定户主在一年之内不能整房出租、5年之内不能转售组屋，也不能用于商业经营；一个家庭只能同时拥有一套组屋，如果要购买新房子，旧组屋必须退出来，以防投机多占等；此外，民众购买组屋时必须提供翔实的资料，一旦发现弄虚作假，最高可处以5000新元或者6个月监禁的严惩……这些规定的制定和实施，无疑有效地避免了公共住房市场出现混乱，弱势群体权益得不到保障等问题。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中国合作项目协调人杨沐博士

　　新加坡也经历过广东这样的过程

　　广州日报：中国特别是广东目前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与当年的新加坡可类比吗？

　　杨沐：目前国内到新加坡考察后有两个极端的观点，一个是新加坡的发展模式有太多可以模仿借鉴的，另一个是新加坡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不可模仿。我认为这两种观点都太极端了。广东目前的人均GDP在四千美元，新加坡是三万一千美元，新加坡也经过广东这样的过程。

　　广州日报：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中国正面临着土地、环保等问题和尖锐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当年新加坡出现过吗？

　　杨沐：我认为广东下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眼光应当更开阔一点，比如说我们今天遇到很多问题，如环保、产业转移问题等，看起来是经济范畴，其实背后是与税收、财政、干部选拔机制等问题联系在一起的。

　　解决贫富差距增大 应实行累进消费税

　　广州日报：目前珠三角已出现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转移，您觉得会出现经济空洞化的问题吗？

　　杨沐：我觉得这个问题在中国特别是沿海地区有可能出现，一些企业因为成本上升移出去了，但怎么留住它的总部、研发中心等等，怎么吸引和培育新的产业，这里新加坡政府下了很多工夫，其政府的管制能力是值得借鉴的。新加坡政府为了提高竞争力不久前调了税。

　　另外，在思维上也要有所突破。一直说中国是制造业链条中最底层的，利润最低，我们为什么不换一个思路，走出去直接买下美国、意大利的品牌，直接分享高额收益？我们甚至可以把制造放到越南去。

　　广州日报：贫富差距的扩大也是中国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听说目前新加坡的贫富分化也在不断加剧，新加坡政府有没有什么措施来应对这个问题呢？

　　杨沐：贫富差距扩大是一个全球现象。我个人认为要解决贫富差距增大问题，应当把累进所得税改革为累进消费税，消费越多收税也就越多。 （王希怡 邱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