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其他两个要改变的观念是什么？

    任玉岭：第二个就是土地财政。必须解决好政府财政对土地的依赖。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政府没有靠土地来发展经济，而是靠创新思维、靠改革开放来推进经济发展。再过十年、二十年之后，中国也可能再没有土地可以保政府的财政了。因此，现在依靠土地来维持、促进财政增收的做法，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做法。现在北京、上海财政的很大比例是靠土地提供的，这样怎么能够降低城市门槛？怎么能够解决广大城市居民没有住房的问题？我们应该考虑让老百姓在土地上受益，一定要遏制通过土地获得财政收益的巨大冲动。

    第三个问题，就是建房一定要从中国实际出发。我们有些地方领导，在报纸上喊中国人不需要有自己的住房，说外国人很多都不要自己的住房。这些人没有设身处地，没有把自己放到群众之中。中国人与外国人不一样。首先，中国有两个成语，一个叫“安居乐业”，另一个叫“流离失所”。在中国一旦没有房子，就是最大的痛苦。远在1500年前，杜甫就写道：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毛泽东也曾经专门书写过这句话。这句话现在被新加坡的住房部门拿去，作为他们的局训。

    改革开放之初，只要国家新建一个科研机构或一所大学，都要想尽办法在周围建一些宿舍。例如中国科学院的很多研究所，又如北京学院路的很多大学，都是这样。年轻人在那里工作，吃完晚饭就上实验室，有时晚上的工作时间比白天还多。我们现在的科技资金成几十倍、上百倍地增加，为什么还与诺贝尔奖无缘？我认为是与我们很多的安排，与很多年轻人没有固定居所是有直接关系的。居住在几十公里以外，路上要消耗几个小时，怎么能够安心？怎么能有更多的时间钻研问题呢？

    要使大家居有恒，并不是说一定要拥有房产权。我一直主张要大量兴建廉租房，多到只要有人需要就可以租给你。到这种程度，房地产也会得到大发展，人民也可以安居乐业了。

    还有，由于没有住所，很多农民工夫妻同在一个城市，却不能在一起生活。也因为没有房子，有很多农民工只能把妻子留在家乡。广州前几年曾有一个报纸报道，63%的已婚农民工常年没有夫妻生活。我在金华做调查的时候，有一个小市的市长告诉我，农民工因为没有自己的居所，夫妻在树林里做爱还被公安局给抓了。这个例子虽然小，但是很值得我们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