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良镛的心愿

　　2004年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获国务院批复之际，时已83岁高龄、领衔规划修编的两院院士吴良镛，因过度疲劳住入医院。

　　他对本刊记者说，参加这项工作他有两大心愿，一是希望北京能够立足于区域规划，改变大量建设集中于超负荷的市中心区的状况，通过兴建新城，调整单中心城市结构，走出以环线扩张的“同心圆”，实现城市的均衡发展；二是再回到“圆心”，整治、保护好北京旧城，实现历史名城的复兴，使之成为姿态焕发的“新京华”。

　　他的心愿体现在最终通过的总体规划文本中，即“逐步改变目前单中心的空间格局，加强外围新城建设，中心城与新城相协调，构筑分工明确的多层次空间结构”，“重点保护旧城，坚持对旧城的整体保护”，“保护北京特有的‘胡同－四合院’传统的建筑形态”，“停止大拆大建”。

　　新中国成立之初，政府高层放弃了建筑与规划学家梁思成、陈占祥提出的将中央行政区放在北京旧城之外建设的“梁陈方案”。此后，改造旧城成为北京城市发展方向，导致就业功能过度集中在以旧城为中心的区域，大量工作人口不得不在郊区居住，激起城郊之间的交通大潮，首都被讥为“首堵”。

　　基于对历史经验的总结，2004年版总体规划提出变单中心为多中心的城市结构调整目标，希望通过外围新城的建设，转移过度拥挤于中心城的功能，以推动全市的平衡发展，治理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一系列大城市问题。

　　“本次规划强调在市域范围内积极构建‘两轴－两带－多中心’这一新的城市空间结构，改变目前单中心均质发展的状况”，2004年版总体规划陈述要旨，“通过对城市空间结构的调整，解决中心城过度聚集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同时，通过构筑新的城市空间结构，充分发挥中心城、新城和镇的辐射带动作用，保障城乡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的实现。”

　　所谓“两轴”，是指沿长安街的东西轴和传统中轴线的南北轴；

　　所谓“两带”，是指包括通州、顺义、亦庄、怀柔、密云、平谷的“东部发展带”和包括大兴、房山、昌平、延庆、门头沟的“西部发展带”；

　　所谓“多中心”，是指在市域范围内建设多个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城市职能中心，提高城市的核心功能和综合竞争力，包括中关村高科技园区核心区、奥林匹克中心区、中央商务区(CBD)、海淀山后地区科技创新中心、顺义现代制造业基地、通州综合服务中心、亦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心和石景山综合服务中心等。

　　“多中心等于没中心，或者就是到处摊大饼。”2004年版总体规划修编过程中，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高毅存撰文争鸣，提出“双都心”设想，即“保护北京旧城平缓棋盘式格局，将产业与经济建设逐步向东南挪动，在通州甚至更远的廊坊一带形成新的都心，逐渐把老北京的行政中心、商业中心、教育中心和其他城市功能移到新的都心，形成双都心的模式”。

　　时任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的赵燕菁，认为“以中央行政办公为核心的部分‘首都功能’应当是此次空间结构调整的重点”，提出将中央行政区放在通州新城建设的方案。

　　当时在北京，仅中央机关马上需要的用地就有近4平方公里之多，相当于5个半故宫(微博)的占地面积。

　　北京中心城区的规划空间容量已趋于饱和，中央企事业单位及其附属功能的占地高达170多平方公里，多集中在四环以内。在这一范围，减去道路、基础设施、公园、学校等用地后，其余用地一半以上都和中央职能有关，而北京市政府相关的占地只有中央的十分之一左右。

　　赵燕菁认为，只有中央行政区的调整，才能带动北京城市结构的调整。但这个意见，并未被总体规划采纳。

　　“最近北京人口超过规划的1800万，达到1961万人，再次引起最优城市规模的热议。”赵燕菁日前向本刊记者表示，“其实，‘梁陈方案’已经暗示，规模并不重要，关键是结构。上次总规编制时，我就预言规模控制不住。但我认为最优的规模是相对的概念，我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最优的规模取决于对应的城市结构。就像一个人从胚胎长到成人，哪一个规模是‘最优的’？一个大象和一个蚂蚁，谁的规模是‘最优的’？显然，脱离一定的结构，规模的合适与否压根就是无解的。极端一点说，规模不过是结构的函数，只要结构合理，规模自然合理。与其控制规模，不如控制结构。但问题恰恰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最优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