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二代移民”面临着融入城市社会的难题，须避免这种矛盾以某种极端的方式表现出来。

截至2009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46.6%，且以每年一个百分点左右的速度增长，在几年之内城市化率就将过半。但是，在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旧有的二元结构尚未完全打破，城乡之间由于户籍等因素形成的藩篱长久存在，新的二元结构正在凸显——大量城市外来务工者并未融入成为真正的“城市人”，也还没有充分感受到城市化带来的积极成果。

如何破除这双重的二元结构，考验着中国城市化的进程。

两亿“准城市人口”融入难题

有许多人在城市工作、生活，却没有享受到市民应有的均等的公共服务。上海社科院常务副院长左学金将这个群体称为“准城市人口”，他估计人数在两亿以上。他说，以常住人口计算，当前我国的城镇化率是46.6%，而我国城镇户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只有约33%，这意味着有13.6%即1.82亿生活在城镇里的人没有城镇户籍。大量外来务工者来到城市，但并没有享受到与市民同等的待遇。

此外，还有多达4000万的失地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他们的土地被征用，一般就地转化为城镇户口，并没有真正融入城镇生活。

外来务工者群体的现状尤其令学者们感到忧虑。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说，中国的就业人口中，农民工占主导。外来务工者进城后一般就业于低技能、低收入的行业，同时没有组织，谈判能力又极低，所以工资水平低下。这导致在初次收入分配中劳动占比很低。

比经济收入更糟的是身份认同问题。农民进城谋生，但又不可能获得所在城市的户口，他们在许多方面不能与所在地居民享有同样待遇，尤其是他们的下一代不能享受平等的教育权。前几年法国出现移民区骚乱后，有识之士就提醒说，中国的“二代移民”同样面临着融入城市社会的难题。当他们无法接受正规的教育，又在城市中形成了较高的心理需求，不满足于社会地位低下而且报酬极低的体力劳动，另外也没有掌握相应的农业生产技术，无法回到乡土社会，这种矛盾可能会以某种极端的方式表现出来，比如犯罪。

在法国2005年移民不满引发的骚乱中，有五千多辆车被烧毁，其他的国家也不乏类似事情。欧盟“城市行动”项目主任彼得·拉姆斯登认为，这应该归咎于长期以来欧洲在移民政策方面的投资不足，移民没有好的养老金，没有好的医疗，住房也过于拥挤。“社会融合的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他说。

他建议中国在就业、住宅、医疗保健等方面提供咨询与服务，确保移民能感觉到自己有权利享受这些服务。

“农村人口进了城，尤其要保证他们拥有与城市人口均等的发展机会和教育机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埃里克·马金斯说，这一点，只能依靠政府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