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摆”式的日子

185公里的距离，把家庭分成了两半。坐地铁、乘高铁、换出租……回一次家，要折腾4个小时。

上海某证券公司客户部主管程跃强

每个周五，江苏常州火车站都是最拥挤的一天。

9月3日，又是周五。晚上19时20分，从上海开往常州的G7204次高铁准时进站，家住常州新区的上海某证券公司客户主管程跃强第一个走下火车：明天是女儿10岁生日，他迫不及待要回家了。

对38岁的跃强来说，虽然高铁拉近了上海和常州的距离，但从离开自己在浦东的办公室，到最终回到常州的家，需要坐地铁、乘高铁、换出租……这至少也得折腾4个小时，“回趟家，并不易。”

2002年，跃强离开常州的家，进入位于上海浦东的这家证券公司。8年来，上海—常州，185公里的距离，将他和家庭分成了两半。他就像一个钟摆，在两地之间来回摆动。

“到上海工作，当初只想换个环境。”跃强说，他原在常州某信托公司工作，正好上海这家证券公司到常州招人，他没多想就报了名，结果被顺利录用了。虽然常州离上海不远，但终归是两地分居。

到上海时，女儿刚两岁。转眼8年过去，却从未给女儿按时过一个生日、从未到学校参加一次家长会，跃强十分愧疚。

为了女儿，跃强也考虑把家搬到上海，“可这件事实在太复杂了！”

先看房子。到上海之初，跃强并没想过买房：由于上班较早，他和妻子在常州各有一套福利住房，上海房价也不高，买房子并不紧迫。可现在，想在上海买房，房价早就高得让人扛不住：内环以里的房子每平方米超过五六万元，郊环的房子也超过了2万元，“拿常州的两套房，也换不来上海的一套房。”

再看工作。妻子是常州新区公务员，单位的骨干，如果到上海不能调进相应的机关，以前的工作积累就没了用处，是不是有些不划算？

说到“中产”，跃强说，8年来，他从一名基层的客户经理晋升为客户部主管，年收入也从最初的四五万元上升到近30万元，再加上家里的两套房，单看收入，也许已经“中产”了。可这8年，除了周末回家，自己一直住在浦东一套出租房里，那只能算是一个“窝”。“如果一名"中产"5/7时间是在"窝"里度过，这样的"中产"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真不好说呢！”

跃强说：“我有许多上海朋友，可据我观察，在上海有房子的不多，特别是这两年才上班的年轻人，单靠自己的财富积累，根本无法应对这个房价高涨的世界！”

他介绍，如今家住常州、无锡等苏南城市而在上海上班的人很多。每到周末，上海火车站总是黑压压一片，都是急着回家的人。虽然“聚少离多的日子”很辛苦，可如果重新选择，大多数人还是愿意选择上海，因为“人往高处走”。常州等中小城市的生活很安逸，但一眼就能看透未来，没什么“奔头”；上海压力大，但机会也多。“生活就是这样，有得就有失”。

最让跃强放不下的，还是女儿。他告诉记者，已经下定决心，这两年一定要将全家搬到上海，尽快结束这种“钟摆”式的生活，因为“初中还算义务教育，像我这种没有上海户口的人，接孩子到上海念初中还行。而高中就不是义务教育了，到时再接女儿到上海上学，不容易了！”

被透支的青春

一年中“2个月住在飞机上，6个月住在宾馆里”。紧锣密鼓的“空中飞人”节奏，无休止的加班，让人疲惫不堪。

律师王艳

王艳又要出差了。周末答应女儿一起爬香山的计划又泡了汤。

作为北京某知名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王艳承担着跨境诉讼等涉外商业纠纷业务，她戏称：“一年中有2个月住在飞机上，6个月住在宾馆里，在家里的时间不超过4个月。”

王艳大学毕业后赴美国留学，获法学博士学位，曾在华盛顿一家专门从事诉讼业务的事务所工作。2007年，同样留学美国的丈夫决定回国创业，于是举家返京。随后，王艳加盟这家律师事务所，从一名“美国律师”变为一名“中国律师”。

良好的教育背景、体面的工作、不菲的收入……王艳俨然是标准的“中产”。可是，面对记者的提问，她忍不住笑了：

“我是中产？中产至少应该有一定的资产吧，可我现在连房子都没有，谈什么中产？”

王艳全家住在中关村，是一套租来的公寓：“只能算个居所，不是个家。”

她承认收入不低，却也暂时无力买房：丈夫学生物学出身，想在国内建一家制药企业，每日奔波于政府部门、投资公司和关系单位之间，“只有投入，没有产出”；两个孩子一个上小学、一个上幼儿园，由于生在美国，算是“外国人”，上学需要一笔巨大的赞助费；为照顾家庭，又把父母接来。靠自己一个人的收入负担这么一大家子，难啊！

王艳说：“家庭的压力还能扛，工作上的压力扛起来就不那么简单了！”

由于承担涉外诉讼，仅近几个月，她就连续去过纽约、悉尼、伦敦、法兰克福、迪拜等10多个国外城市，在不同国家的法庭上慷慨陈词，为客户争取权益。而在国内，早上飞上海，晚上回北京，更是家常便饭。

除了紧锣密鼓的“空中飞人”节奏，事务所内的人际关系、业绩、竞争……更成为无法释怀的“苦经”。

律师的工作相对独立，每个人都是独当一面，彼此之间没有太多交流。“每天傍晚，当我走出办公室，随着拥挤的人群穿过长安街、挤进国贸地铁站时，总是感到无比孤单。国贸周围灯红酒绿，可都与我无关。”

王艳在美国生活过10年，又频频在国内外大城市出差，每日都是埋头于枯燥的法律文案中，对于除此之外的世界，自认知之甚少。一次在北京聚会，同学好友议论着PRADA、GUCCI等顶级品牌。她疑惑地问：GUCCI是什么？是一个眼镜品牌吗？因为她只见过GUCCI的眼镜。好友大笑。王艳告诉记者，这是真事。

谈起国内和国外的生活区别，王艳认为，中国是人情社会，国外的制度观念更强。比如，国内普遍加班，而在美国通常到点就走；国内律师的应酬特别多，诉讼双方都愿意请你吃饭，有些诉讼明明和自己无关，客户也要跟你交朋友，“这耗费了我太多精力。”

王艳说：“在美国，人人都怕失业，因为只要有了工作，就会有牢靠的保障；而在中国，没工作肯定不行，有了工作，可又害怕工作。因为只要走进办公室，就意味着激烈的竞争、无休止的加班，一旦没了"业绩"，就根本没有前途。”

连年的辛苦让王艳疲惫不堪。一次参加聚会，一位年长的大姐说自己的儿子即将出国留学，并突然反问：你孩子在哪里上大学？这让王艳哭笑不得，也让她体味到了什么是透支的青春。

王艳说，美国肯定不回了。现在最期望的是丈夫的项目能成功，早出效益。可她也知道，培育一家企业困难重重，即便真能成功，制药企业的盈利周期也很长。眼下的“苦日子”，还不知道要熬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