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季度，北京市财政收入1519.5亿元，其中土地出让金达512亿元，超过了去年全年总额。也就是说，北京土地财政收入占了全市财政收入的1/3强，为历史最高。同样的故事发生在上海、重庆等一线城市，地方政府大举卖地壮大土地财政，以应对经济放缓下的地方财政收入增长。

    由此，形成的局面令人震惊，大量土地流入开发商手中“囤积”，豪赌中国一线城市土地资源价格的长期看涨。截至9月30日，中国前十大房企的平均土地储备面积高达3000万平方米。其中恒大和碧桂园分别以5100万和4160万平方米位列第一和第二位。即便是以“快速销售”著称的恒大，以前三季度453.7万平方米的销售速度计，要完成所有土地储备的全部销售变现，也需近十年时间。楼市大佬潘石屹甚至称，上市房企土地储备最高可开发年数高达151年。

    如此一来的结果，不仅会推动房价在远离社会平均支付能力的情况下居高不下，也会导致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成瘾性”日益严重。更值得关切的是，大量城市可开发土地由地方政府落入地产商手中后，将是政府对房地产市场调控引导能力的“自我废黜”，同时也是地产商市场垄断能力的持续强化。这种情况持续到一定程度，政府的土地调控将可能成为一句空话。

    其实，这样的故事已经发生了。在2004～2007年上海房地产市场持续火爆的时期，大量土地已经进入市场，政府手中可控的城市土地，尤其是中心城市土地越来越少，尽管上海市政府不断释放出大规模经济适用房的规划，但因手中可开发的地块都在郊区，不但未能控制上海楼市价格，反倒成为爆涨的“助燃剂”。上海的土地调控也因此一度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而开发商与政府叫板或博弈的底气，与其在土地市场上获得的强大话语权不无关系。

    担忧的是，各地方政府对土地收入的过度依赖还在继续加深。以公开声称对房地产和土地收入并不依赖的北京为例，2008年卖地收入超过了财政收入的27%，加上当年北京财政收入中房地产业税收占15%，两者合计占北京地方收入的42%，再加上建筑业建材业装修业等相关产业的税收就更多了。联想全国其他严重依赖土地收入的二三线城市，其所占比重更大。

    应该说，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使房地产“绑架”了地方财政。这种现象将来必然造成很大的被动，给国家给子孙后代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因此，政府“土地财政”对房地产卖地的财政依赖，实际上是造成当前土地调控困境的主要原因。此症不除，房市无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