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党国英表示认同。他认为，为了限制政府对“公益性”作出宽泛解释，可以考虑一个城市对“公益性”强制征地作出比例控制，并对诸如国防设施、高速公路、公立医院等重要的“公益性用地”作出列举界定，不给政府任意“强征”的理由。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守英和知名律师王才亮还建议，为了保护农民的利益不在“被上楼”中受损，还必须改变由“国家垄断土地一级市场”的现状，从法律上确认两种土地所有制的平等地位，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允许农村集体土地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的前提下，进入市场，让农民也分享到土地的财富，保障他们的长远生计，才是健康城市化的关键。”刘守英说。

“公共利益”界定要更加明确细致

对于遏制“强拆”的制度化建议，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必须从法治层面加以落实，需要立法的完善、司法的独立和行政中的法治精神相互配合。

北京大学林肯研究院城市发展与土地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满燕云指出，在立法上，不妨借鉴日美和港台经验，形成以“公益性”为标准的、严谨的征地程序和完善的征地补偿法制体系，来限制政府在征拆领域的权力。北京大学法学院行政法教授沈岿也提出，尽快废止当前明显违宪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新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取而代之，并在“新法”中着力解决好“什么是公共利益”、“征收程序应该是怎样的”、“应该如何给予公平补偿”这三个难题，，是实质性遏制“强拆”的第一步。

“比如，在征收程序上，地方政府应该向被征拆的民众履行具体的说明义务，不能再笼统地宣称‘有利于经济发展’，应该细致到征地建设后，能创造多少就业岗位、带动多少潜在的税收等，让民众能够充分地参与讨论，并让他们的意见能对政府形成约束力。”沈岿指出，“在补偿标准上，也应该由被征拆的民众以投票、抽签的方式，选出中立的评估机构，对房屋或者土地的市场价格进行规范、专业的评估。”

沈岿同时强调，为了防止立法在保护“钉子户”中沦为花瓶摆设，不受制于地方政府的独立司法，同样关键。“如果被征拆的民众认为，政府的某次征地不符合公共利益，或者补偿没有达到公平的标准，都可以通过诉讼寻求解决，相信这种建立在程序正当性基础上的制度设计，可以使绝大多数民众愿意接受真正降临在他身上的公益征收，从而最大限度减少‘钉子户’，减少拆迁的冲突与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