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落定，各方反应继续。除了有舆论指出的开发商公共场合“集体沉默”，我们能看到的是政府执行新政的决心，民众普遍的赞同，还有学者不断思考后提出的更多质疑和想法。有必要聆听各种声音，因为这是对待一个或一系列尚待检验的政策的正确态度。
　　　　　　　　　　　　　　　　　　　　　　
    以往房地产调控的主要思路是控制土地、压缩投资，其成效了了。“国六条”的调控思路是增加供给与抑制需求同步进行，最大特点是把各地政府的调控责任予以明确。对宏观调控政策落实不到位、房价涨幅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结构性矛盾突出、拆迁问题较多的，实行问责，这次把监察部拉进来具有明显的威慑信号。

    但“国六条”依然采用的是“怀柔政策”，在政策上是对“国八条”的延续和传承，并没有本质变化。采取这一措施是基于中央政府的施政思想——循环渐进作量变。

    量变的价值

    中央采取由量变到根治的软着陆政策，使得那些建议休克疗法的学者和“地产全面升级”的官员与地产商都比较“失望”。大多数购房者和持币待购者同样有些失望，原因在于他们不可能看到房价在短期内明显下降。在“国六条”刚颁布时，有近万人参加了焦点房地产网与《楼市》杂志的联合调查，从调查的情况看，大部分网友支持政府此次出台的新政策，但是对效果表示怀疑。

    采用量变政策，政府一方面担忧房价快速上涨积聚过多的风险，另一方面又难以承受房价下跌带来的巨大冲击。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战略和策略。

    事物的变化一般都经过两种方式，一种是骤然发生质变的化学反应，在经济学领域俗称为“休克疗法”，实施“休克疗法”都是寄希望于即刻改变现有的困境，而迅速达到人们期望和想象的状态，遗憾的是休克疗法至今还没有特别成功的案例，最典型就是前苏联经济改革，其最终的惨状不言而喻。

    量变则是个相对漫长的物理过程，但数量不断变化，达到一定数值时就自然使得事物发生质的变化，这就是“由量变而质变”。尽管量变策略和“休克疗法”的愿望与意图是相同的，但实施结果却往往截然相反，量变通常可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这种成果虽然看似缓慢但成效更稳固持久，且少有后遗症与副作用，这就是量变的价值：以最低成本获取预期成效。

    但量变策略往往被人误解为保守，很难获得民众的响应，大众更希望简单易懂的操作方式。

    症结易结不易解

    中国房地产的症结不在于房产政策变化频仍、市场经济不成熟、消费者缺乏理性判断等，也不在于单纯的房价、住房结构这些方面的问题，而是发展模式的问题。说到底，还是地方政府在房地产发展中扮演的角色错位问题。

    解决房地产问题首先要从土地征用、出让、拍卖环节着手，改地方政府利益独大而为利益均享，按拍卖价计算，让失地农民分享一半的分配比例，其余部分村集体、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共同分配；其次，征收物业税，根据不同的地方收入与消费力制定合理的起征点，产值越大征收比例越高，不同地域置办产业要全国联网合并征收；其三，收取交易收益税，零起点征收，按收益总额、按比例征收；其四，开发商拍地时要提交开发计划（小区设计、容积率、户型结构、设施配备、欲售价等），作为竞拍的考核要求。

    只是这些治本之策不再是量变可以解决的，需要质变，这个过程很长，代价也许很大，决心一时也不好下。

    作量变要充分考虑缓冲时间

    当然，我们同时应注意，经济发展有自身的规律，这种规律不以人的意志和政策意志为转移。从性价比的角度，中国的房价基本上和美国相当，比加拿大、欧洲部分发达国家的房价还要高，这是极其危险的。按照这一趋势，中国房价将在2009年到达到巅峰，随后可能迎来周期中的低谷期。面对问题的严重性，我们应当有足够警惕。

    中国房地产一旦崩盘，市值将缩水30%～50%，中国的中等收入阶层、贷款购房的白领一族将成为名副其实的 “负翁”。房地产崩盘最大的直接受害者是金融业，而现有的银行呆坏账率已严重超过警戒线，作为银行最优质的产品——房产信贷一旦失灵，必将引发连锁反应。

    问题的关键是从量变到质变需要多长的历程，如果时间小于房价泡沫破裂给定的缓冲期，则量变政策将是一箭三雕的多赢举措：经济增长稳定持续，房地产经济顺利软着陆，获得毫无争议的民意；如果大于缓冲期，那么我们的量变就显得保守和怯懦，失败的结果同样是惨烈，只要看看上世纪80年代日本的房地产如何引发经济崩溃就明了了。

    然而，对于由量变到根治所需时间的判断是困难的，这如同一场赌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