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徐涛

　　本报总第714期“封面报道”报道《5000户的“全民公决”》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酒仙桥危改顿时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包括海外媒体在内的多家媒体纷纷来电，询问相关事宜和有关人士的联系方式。而这种关注作为外部扰动，也的确对酒仙桥地区的很多方面发生了影响。6月9日投票之后，这一地区情况如何？本报记者继续对此进行零距离观察。

　　6月11日 周一 晴 接到朝阳区宣传部的电话，通知明天将举行一个与酒仙桥投票有关的新闻发布会。

　　6月12日 周二 阴

　　新闻发布会在朝阳宾馆召开。

　　临下出租车，司机问：“开什么会呢？”我说：“和危改有关的会。”“是和酒仙桥危改有关的吧？”他冲我一笑。

　　除了主持，面对记者的还有酒仙桥街道办事处工委副书记巴长瑞和开发单位北京电控阳光有限公司总经理孔令国。他们再次强调这次投票只是民意调查，并不决定危改的进程。我记得6月9日那天投票还没开始，街道办宣传科的人就向记者们澄清：这次投票不决定“危改命运”，只是民意测验。在我的印象中，这是街道办和电控阳光第一次明确表明这一点。

　　讲解酒仙桥危改的前因后果，以及投票数据的分析解读占了发布会大部分时间。而下一步电控阳光会采用何种方案，显然还未明确。

　　“由于资源的有限，现在沟通比让步更好。”孔令国说。

　　“危改进程不可逆转。”巴长瑞说。这是他第二次在公共场合说这个话。第一次是在6月9日晚上计票结束后的发言中。

　　另外，孔令国说：“电控阳光不会撤退，一定会干下去。”而5月29日我采访电控阳光副总武志海时，他还无奈地说，如果危改不能顺利推行，电控阳光就准备退出。在这短短两周内，不知道电控阳光看到何种转机，又承受了何种压力。

　　发布会结束，刚走下楼，就看见二街坊平房区的居民代表王彩云等在门外，随同她一起来的还有十一街坊的一位居民和一位居委会成员。

　　他们这次来是为了抗议新闻发布会没有居民代表席位的。

　　我随同他们来到酒仙桥，十一街坊的薛淑英说得更清楚：“我们参与了整个监票的过程，为什么开新闻发布会没有我们，这说明仍然没有把我们广大的拆迁户当作主体重视啊！”

　　针锋相对，居民代表也准备开一个记者招待会。“我们讨论好会通知你们的。”薛淑英和王彩云说。

　　“你们记者再给我们呼吁呼吁。”旁边有居民说，“这次多亏有你们报道。”

　　6月13日 周三 雾霾

　　下午两点，到达酒仙桥街道办事处门口。

　　门外树荫下的运动器械上，几个老人在闲聊。我给孔令国打电话：“《新京报》报道您说低保户能和产权单位共同拥有产权……”旁边立刻有居民拿起手中的报纸说，对，就是《新京报》，这儿呢。

　　“那是昨天我在新闻发布会结束后给记者举的一个例子，可能性有很多，但并不意味着这些都会成为最终的方案。”孔令国在电话那头说。

　　挂了电话，我开始和居民闲聊。

　　“好多人后悔弃权了。”一个老人说。

　　“您呢？”我问。

　　“我画叉了。弃权干嘛呀？别放弃自己应有的权利啊。”他说。

　　不过他们也不清楚以后会怎么样，“反正现在街道办事处和电控阳光也没个什么说法呢。你看着吧，如果这次投票真的到了85%，那肯定得强拆啦。”另一个老人说。

　　“我就住在二楼那两个房间。你瞧，我两间房的，分到的面积和一间房的一样大。”另一个老人指着我身后的一栋楼说，“我楼上楼下的都是一间房的，分到的面积和我的一样大。他们当然签了，我没签。那边那个楼道里两间房的也都没签。”

　　“签的也可以理解。”旁边一个老人插话。

　　临走，一个老人问，你要不要采访一下我们这儿的代表？上午已经有好几拨记者来找过他了。然后用手一指，那个代表家正对着街道办事处。

　　找到巴长瑞，他正在打电话，面容疲倦。

　　“我已经接待了6拨记者。”他觉得自己手边的工作都没办法好好开展。

　　“下一步怎么做？”我问。

　　“投票才没两天呢，给开发单位一点时间，好好研究研究。”巴笑了笑说。

　　周一(6月11日)，朝阳区委书记陈刚到酒仙桥地区调研，要求继续推进酒仙桥危改工作。这被巴长瑞视为很大的鼓励，“之前也不知道这样进行下去对不对，现在领导发话了，肯定了我们，心里安慰了不少。”

　　聊完走出街道办，见某网的两个记者直奔大门而来。街道办旁边的树荫下，还站着几个媒体记者。运动器械旁，王彩云、邹朝刚等居民代表正和街坊邻居聊天，在这里，他们交换从报纸上看来的最新消息，以及他们自己的看法。

　　6月14日 周四 多云

　　上午打电话给薛淑英，“我们下午14个代表会就记者招待会的事情进行讨论。”她说。

　　中午和电控阳光的一个负责人聊天。

　　“不要在报纸上提我的名字好吗？”他说。投票前一周，就不断有记者打电话来要求采访。而投票之后，下一步方案没有正式公布之前，他说出的任何一句话都有可能变成新闻在媒体上出现。“有时根本不是那回事，我怕记者曲解了。”

　　看上去，他比投票前面容憔悴了很多。

　　“我们这个《补充意见》其实已经是很完善的了，现在就是一个沟通的问题。”他说。在闲聊的三个小时之内，他一大半时间是在谈和居民做好沟通工作的重要性。不过下一步会如何沟通，他并未拿出明确的方案。

　　晚上，给王彩云打电话。

　　她和其他13位居民代表下午召开了会议，“记者招待会”这件事并未尘埃落定。“你说，是多叫些记者来好呢？还是只叫小范围内的记者好？”她有些拿不定主意。

　　6月15日 周五 多云

　　给七街坊的唐易打电话。

　　“我现在就听政府的，多给政府一点时间吧。”她说。她是第一批在回迁协议上签字的居民，在上次的采访中，她已经表达过急切想要搬迁的愿望。

　　再问，她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我不想再多说什么了。”